我最早住在德安桥（现同济桥）附近，德安桥下有父亲开的一家理发店，店里雇有七八个师傅，规模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解放后评成分时，父亲还是被评成了资本家。公私合营的时候，我父亲的店和其他几家一并合营为金门理发店，店址在南大街当时的和平电影院对面。此后，我们家也从德安桥搬到了西直街。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下，6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杀气腾腾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将“牛鬼蛇神”这个文学比喻和佛教名词，改造成一个鲜明的政治概念，变成“反动人物”的指代。这篇文章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一场腥风血雨，千千万万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非人的折磨。紧接着，又开始“破四旧、立四新”，导致了大规模的抄家，许多家庭遭受洗劫。

　　我父亲虽然只是个小资本家，运动一开始还是受了冲击，挂过牌子游过街，也受到过体罚。依据当时的形势，父亲估计我们家也会很快被抄家。父亲在旧社会读过几年私塾，喜欢看书、读报，家中也有许多书报杂志，有相当一部分是解放前的出版物。我记得有些杂志上面还有蒋介石的照片，也有美国女郎的裸照，如果这些书报杂志被抄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父亲叫我把这些书报杂志偷偷扔到我们家百米外的一个公厕的粪坑里。　　

　　我在执行这个“秘密任务”时偶然看到了一套线装版的《石头记》，这套八十回章回体的《石头记》一函四本，封面是蓝底白签，品相保存完好。当时我已上初中，知道《石头记》就是《红楼梦》，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作品，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其他东西我都分批扔掉了，犹豫再三后还是留下了这套《石头记》。没过多久，我们家果然也被抄，母亲的金银饰品、父亲的西装领带、我上学用的《唐诗三百首》都被抄走了，造反派说这些东西都是“封资修”的东西。

　　外婆家离我家不远，也住在西直街，我当初把《石头记》藏在了外婆家的阁楼上。外婆家三代贫农，成分很好，外公和外婆都是普通的工人，所以外婆家在文革中还算风平浪静，我的《石头记》也因此逃过了一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曾有朋友说，我珍藏的这套《石头记》是晚清时期的线装本，很值几个钱，鼓动我卖给文物商店。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套书见证了一段难忘的历史，和我有密不可分的不解缘分，我要把它当做传家宝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