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烽火硝烟中走过来的“抗币”，今天幸存的已极少，它们都成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所谓“抗币”，是指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发行的货币。那时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持革命战争和发展生产的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上指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的伪币及破坏本币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区设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因此，在特定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抗币”应运而生。

　　1999年出版的《金坛革命斗争史》记载：“1940年后，苏南江南银行发行了十元、五元、一元、一角票面的纸币；1942年12月，在茅东县延陵镇成立了惠农银行，发行了十元、五元票面的辅币（亦称‘惠农币’）。”在该书附录（金坛革命斗争大事记）中又提到，1945年8月20日，新四军攻克金坛县城后，“发行流通券纸币”，只寥寥一语，没有说明纸币的名称。

　　其实，在1945年6月，江南行署才成立江南银行，发行纸币，两个月后即随军北撤，停止营业。江南银行币并不是在金坛发行的，只在金坛流通。惠农币倒与金坛有密切关系，当时金坛西北地区及丹阳、丹徒部分地区，称茅东县。1942年秋，抗日民主政府在金坛登冠乡西村，召开各界人士会议，动员扩股，宣布成立惠农银行，行址设在丹阳延陵镇，并在延陵镇北面一个小村里印制纸币。金坛西场设办事处，开展业务。1942年冬，敌伪对茅山地区大扫荡，惠农银行被迫歇业，前后仅数月时间。

　　金坛真正发行的“抗币”，我见到实物的有两种：一是“茅东临时流通券”。但《金坛革命斗争史》却未记载，不知何故。一是“流通券纸币”，其真实“姓名”是“金坛县辅币券”。

　　对“茅东历史流通券”，我一直以为印钞票的地方，可能是在金坛建昌天荒湖（当时被称为“小莫斯科”），直到今年看到《洮湖》杂志上陈洪均先生的一篇文章：《蒋斌在我家的那些事》，才解开了谜底。陈先生的家在金坛直溪河头村，有三间两厢楼房，1945年秋，蒋斌住在他家东边楼上，他除看到有人开会外，还看到过印钞票，后又看到小战士把几捆钞票拿到大门外烧掉。这些钞票，无疑即是“茅东临时流通券”。该券票面上印的发行时间是1945年。这时蒋斌是茅东县副县长，北撤前又烧掉钞票，都与历史吻合。

　　“金坛县辅币券”的印制地点更清楚，就在城内大沿河巷镇泰印刷所印制。新四军北撤，即停止发行，并委托小沿河巷永春和米厂以粮食回收。那几天，我每日途经米厂门口，都看到有人手持辅币前来换大米。

　　上述两种“抗币”，面额都是五角，是否还有其他面额不得而知。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市人民银行陶真荣，曾访问当年西矿区区委副书记周凤歧，他告诉我们，金坛西岗镇在1945年7月，经县、区抗日民主政府批准，由当地商界主办，发行了“西岗镇流通券”，面额有五角、一元、十元三种，但两个月后即收回。可惜未见实物。我有一位老友姓高，也叫凤歧，是抗战老战士。他告示我，水北区发行过称作“礼券”的流通券，北撤前回收，用麻袋装了集中烧毁，同样未见实物，都只能成谜了。

　　岁月沧桑，随着老一代人相继离去，如没有实物见证历史，又未用文字留下记忆，许多珍贵史料将永远湮没，甚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