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笃一、响二、荡三荡、四夹蹦、五扫帚、六踢踢、七哑巴、八仙过海、九斤卖馒头、十里十哭子，这是上世纪80年代常州新北农家小孩常玩的一种丢砖头游戏，三两个小孩，每人持半块红砖，沿着远处约5米开外划出的一条直线丢过去，谁离红线最近，谁就先开始上述游戏条目的比赛，夹杂着当地的农谚土话和无邪的欢笑声，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我便是这农家孩子们中的一员，许久以前，父亲和伯伯从苏州下放到常州以后，分配到第9生产小组，成为了所谓的“外来户”。在那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田亩包产到户的年代，组员们仍然是秉承着“种田万万年”的思想，口粮田也好，责任地也罢，丝毫不肯多让，农人们经常为了一亩三分地争得面红耳赤。父亲倒是乐安天命，土地少虽少，但田埂地头的陇隙，经常会种下一些南瓜、红薯、六月黄，但凡秋收的时候，所有的收成装满了一箩筐，在箩筐的另一头用三两朵小花和藤蔓编织一个饰品，挂在我的耳畔，慢慢又担起了小小的我，扛在肩上，嘴里嚷嚷着：“卖小猪了哦”……悠悠地归家去了。 那时候的我们丝毫不懂得市侩，不懂得祖辈们遭过的罪，父辈们吃过的苦，甚至不懂得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时令幻化，浪潮变迁。我常常一个人静坐在河塘边，抄起手中的小瓦片，朝着水面削去，啪得一声，激飞的浪花笔直状飞去，越飞越远。亦或是在石子堆前蹲坐半天，捡起一块块小石头，仔细端详，然后抬头望向天际万象的云彩，浮想万千。 然而孩童的天性使我很快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中，跟一帮小孩子们玩做一团。经常约上三五个好友，大家一起丢铜板、投硬币。上世纪80年代，经历十年浩劫破四旧之后，普通百姓对于古玩收藏丝毫不感兴趣，家家户户窗前柜屉里多少都有些老辈留下的铜板、小钱、镍币、民国纸币甚至是老银元。村上年级大一点的老头老太，经常说：“这个钱，脏兮兮的，以前是换茶喝的”，有的又说：“这个是老钱，没用了，要担了去卖废铜的”，我闷声不响，默默地一个个积攒起来，在一句句轻蔑声中，命运多舛的钱币收藏仿佛迎来了破茧成蝶的时刻。 1982年在文保专家和五届人大代表的呼吁声中，《文物法》正式颁布实施，全国各地从民间陆续发现大量的钱币窖藏，第一时间都收归国有，仔细分类，科学判别，很多珍品避免湮没人间。1986年为了丰富常州职工们日益增长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在赵争、屠和、卢清波等老一辈集藏人的倡议下，市总工会依据其主管部门的职责作用，挂靠成立了常州市职工钱币研究会（今改为常州市古玩行业协会钱币分会），极大地丰富了广大职工群众的钱币集藏，并带动了数百人参与进来。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七届人大会议的召开，《文物法》条例的修改，收藏条件继续放宽，使得国内钱币收藏更加红火，市场行为也越发规范。从国家层面，进一步了解到广大人民群众富而思文的思想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期的广大集藏者们，在党和国家的感召下，家国情怀也进一步彰显，于是出现了奉天癸卯一两银币、靖康通宝小平钱、三孔布和齐六字刀币等珍品的海外回流，钱币拍卖市场价格也屡创新高。 新世纪的2007年随着十届全国人大会议的召开，《文物法》的再次修改，奠定了藏富于民的基调，随着国内各大卫视鉴宝节目的开播，钱币收藏真正进入了千家万户，各种资本不断涌入，空前繁荣。我曾不止一次听闻大家感叹：“我们正处于一个钱币知识和版别发现的大爆炸时代，生逢盛世，这一切都必须感谢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这时期的我们跳出了传统收藏的藩篱，以全新全息的彩色原版图片作为蓝本，结合各地出土时的第一手讯息，对钱币的各种尺寸参数、发行和流散的行政区域、金相成色分析，对比史料，从经济、文化、流通时间等，横向和纵向多方面对比后，在各自擅长的领域，著书立说，从大而散，做到了专而精。 新时期的文物收藏，收藏的不仅仅是财富和记忆，更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全面建设和发展小康社会的一种文化自信体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伴随着党和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置身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春风里，使数不胜数的中华瑰宝，在不同的机缘之下，更好的传承，使馆藏文物和社会文物，相互辉映，春风化雨！文/徐 敏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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