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0日下午，武进地区首部地方史《武进史稿》正式首发。 这本163.8万字的匠心巨著，共十一编、四十一章，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从新石器时代圩墩遗址马家浜文化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包括延陵、毗陵、晋陵、武进、阳湖等邑、县境地域范围在内的武进地情，是一部全面了解武进地方历史的填补空白之作，是一部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 历史的武进、变化的武进、发展的武进尽在此书的字里行间。这一历史文化名城隽携着底蕴深厚、性情忠烈、争当一流的诚意与温度，待你深品细读。 文脉根深 弦歌不辍的毓秀华章 魏晋左思《三都赋》写有“子独未闻大吴之巨丽乎?且有吴之开国也,造自太伯，宣于延陵。”作为长江文明和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泰伯奔吴、季札封邑起，经齐梁文化、唐宋学风，至明清“五派一国”，常武文脉绵延千载、长盛不衰。 武进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自春秋延陵开始，至今已有2500余年，公元前547年，泰伯第二十世孙、吴王寿梦之子季札受封于延陵，被后世尊为武进的人文始祖。季札三让王位、徐国挂剑、鲁国观乐、大义救陈、孔子观礼等故事流传千古，其诚信美德、儒雅情怀，深深地印在延陵后人的心坎上，融入延陵后人的血液中。 齐梁文化是南朝武进南兰陵萧氏创建的齐、梁王朝两个朝代所创造的文化瑰宝。萧氏齐梁两朝皇帝、皇族成员有44人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和佛学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诗人皇帝”梁武帝所作七言古诗平仄韵互换、抑扬起伏，乐府诗歌富有新变、娇艳可爱，诗文《东飞伯劳歌》《河中水之歌》尤为著名；“总集之祖”萧统主编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收录130位作家700余篇精华之作，成为历代文人学子必读的教科书。 唐中期代宗永泰二年（766），常州刺史李栖筠创办出常州历史上第一所官学——常州府学，他“帅诸生讲乡饮，文治烨如，更明古今，敦进州学。”独孤及秉承其政风学风，在州学讲《论语》，修文理民。常州武进与唐代古文运动兴起颇有渊源，武进南兰陵萧氏后裔萧颖士、常州刺史独孤及和寓居武进的梁肃都是中唐古文革新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宋朝确立“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当时科举凭文录取，晋陵、武进科考一贯保持领先。据《增续毗陵科第考》记载，两宋晋陵、武进莘莘学子参加93次科举考试，共出奏名进士758名，位居全国前茅。 时至清代，常武文化发展鼎盛之至，经学、史学、文学、戏曲、书画、医学、园林艺术等诸多领域全面兴盛，更形成多种代表流派。学界惯以“五派一国”来总结期间成就，具体包括庄存与、刘逢禄所立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论的“常州学派”；恽敬、张惠言“以学济文”为文风的“阳湖文派”；张惠言、周济以“意内言外、意有寄托”为宗旨的“常州词派”；恽南田以自创之“没骨技法”为标志的“常州画派”；以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四大医家为代表的“孟河医派”；以黄仲则、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杨伦、吕星垣、徐书绶“毗陵七子”为代表的“毗陵诗国”。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赞曰：“东南绝学在毗陵”。 民国时期，受经世致用、西风东渐等影响，传统文化开始向近现代文化转型，武进文化名士和知识分子接续辈出，在近代中国堪称翘楚。国学大师吕思勉、语言学家赵元任、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等一系列名家皆从常武大地孕育而生。
英雄之城 耿介忠烈的爱国强音
武进，临江抱湖、位属中吴，季子遗风与地理特质相交融，成就此地南人北相、耿介忠贞的独特人文气质。明代高攀龙有言，“天下有事，毗陵人必有”，中国历史上许多大事中，都可见血性常武人的影子。 民族危亡之际，愈见铁骨铮铮。南宋末年，伯颜率20万元军精锐攻打常州城。常州城仅有近2万人守城，且多是没有作战经验的百姓组成的义军和少数正规军，在十数倍的精锐元军围攻下，常州人誓死守城，力战不屈，城破后常州遭到元军屠城。元军将领也感叹常州人的壮烈，称之为“纸城铁人”。文天祥被俘后押解北上途经常州，看到战后的惨状，感慨地写下“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的诗句。 历史上，武进有许多率直刚烈、勤廉清正之士，不肯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曾任明代常州知府的欧阳东风更有感于此郡之风烈，编写《晋陵先贤传》流传至今。 汉代的彭修，三次重义轻死为他人，为救太守忠烈捐躯，《〔咸淳〕毗陵志》将他列为“郡内烈义第一人”；唐朝时被常州人尊为“武烈大帝”并为之建烈帝庙的陈杲仁，能征善战，威名远扬；宋朝胡宿，在朝不畏权势，直言相谏，不以个人进退为意，慷慨有大节；邹浩，为人忠鲠修洁，是位直臣，他三谏立刘后事，得罪皇上被削官，蔡京用事，素忌邹浩；胡珵，面对北方金兵入侵，敢于违忤秦桧，极力主战；明朝唐顺之，因不迎合权臣张璁而被“永不叙用”，但当倭寇屡犯沿海时，他又不顾年老体弱甚至个人名节，亲率兵船抗倭；钱黼，为人刚直，人有过必面折之；毛宪，在举朝不敢言的情况下，恳切上疏，不被采纳，竟然以拒绝皇上所赐的方式表示抗议，最后称病归家；清代洪亮吉出于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和危机意识，冒死写下近六千言的《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触怒嘉庆帝，差点被“斩立决”，最后远戍新疆伊犁。 历史轮回，时至近代，空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激活了武进人民血脉中的红色基因，书写出轰轰烈烈的革命篇章。 20世纪初，蔡元培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主要成员蒋维乔、陈范、陈撷芬、汪文溥等，多为武进人。辛亥革命时期，庄蕴宽秘密加入同盟会，训练新军，以一介书生领兵打仗，身先士卒，勇猛过人。五四运动前后，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董亦湘等一批爱国先驱目睹家国飘摇、同胞罹难，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放弃一己之安逸，毅然投身革命洪流。抗日战争时期，“七君子”事件轰动全国，七人中李公朴、史良二人即为武进人。
阳湖精神 经世致用的价值传承
翻开《武进史稿》，扑面而来的是一代又一代武进人经世致用的风尚和价值理念，武进人崇实学、重实业、求创新的精神品质造就了历史上多个“第一唯一”，诠释了阳湖精神“事事当争第一流，耻为天下第二手”的文化内涵。 千百年来，武进一直是经世思想阐述和传播的中坚力量，从先秦延陵季子“观乐知礼”创源，宋代邹浩、杨时在武进所接续，谢应芳、唐顺之等人实践高扬，庄存与进一步发挥，到盛宣怀、刘国钧等人的践行，经世思想几乎在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代常州学者重视变革、重视实用，强调读书与致用合一，讲求经世之务，不断尝试寻找正确道路，改变国家的命运。 明代唐顺之是武进经世之学的先导，李兆洛称“吾乡自荆川唐先生以来，世有通经致用之士”。唐顺之是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反对复古派,提出学习唐、宋古文,逐步确立“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他关心国计民生，把天下、邦国、生民之事作当世之务，为武进后世树立了楷模。 以经世致用为方向的文化孕育了清代常州诸多学术流派。清代武进人恽格、庄存与、黄仲则、洪亮吉、孙星衍、张惠言、恽敬、刘逢禄、李兆洛等均能自成一家，开一代之风气，常州学派、毗陵诗派、常州词派、常州画派、阳湖文派、孟河医派竞相涌现。常州学派又称常州今文经学派，对清代至民国常州乃至全国的诗词、文赋、戏剧、医学、国术等也产生了全面而重要的影响，许多学者因此开创了全新的风尚、境界和成绩，引一代风气之先。 武进人张惠言曾与恽敬相约，“当事事为第一流”，“慨然为举世不为之学，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正是这种“第一流”的文人精神，清代武进大地上继续出现前所未有的开创之举、创新之论。不光是张惠言、恽敬，清代武进许多学者始终敢于以“第一流”自恃和互勉，体现了不甘消沉、青史留名的精神追求。 晚清之后，武进知识分子积极学习新思想，努力吸收新观念，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满怀救国热情，随着政局变化、西方思潮的传入，在各个领域涌现出极富影响力的学者和名人，像刘海粟、李伯元、赵元任、吕思勉等。他们融古纳新，秉承经世致用精神的同时，分别在文学、语言史学、医学、书画、出版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 盛宣怀在洋务运动中办实业、兴学校，叱咤风云；张鹤龄、孟森、孟昭常、董康、吕景端等积极宣传立宪维新；常州人如赵凤昌、庄蕴宽、何嗣焜等或兴学校、营出版，在文化界开天辟地，或鼓吹新思潮，创行新制度,在政界纵横驰骋，在清末民初不断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成员或领袖，无不是这种经世精神的外化。 作为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和“苏南模式”的发源地之一，创新、致用融入武进发展的每一寸肌理，“事事当争第一流，耻为天下第二手”的阳湖精神代代相传，激励着每一位武进人。今天的武进，在综合实力、民营经济、特色产业等方面仍不断彰显卓著实力，连续多年荣获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三名、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第一名、中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第三名。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沁润心田的蔚然文风、气壮山河的傲然血性、敢为人先的品格追求……翻开《武进史稿》即刻出发，开启一段沉浸式的魅力文化之旅。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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