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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很有味道，珐琅彩瓷器的出现是瓷器发展上的一个创新产物。也就是所谓的"画珐琅"。它兴起于明代，是在铜胎上以蓝为背景色，掐以铜丝，再填上色釉而烧制而成的艺术品。清代康熙年间这种"画珐琅"的方法是被用在瓷胎上，其吸取了瓷胎画珐琅的技法，在瓷质的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描绘而成的釉上彩瓷。雍容贵的珐琅彩问世，虽与"康熙盛世"有关，但与雍正的关系更为重要。雍正登基后，对社会进行了一番改革，大大提高了景德镇制瓷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雍正酷爱精美绝伦的瓷器，经常对宫廷瓷器加以评价，亲自过问，并派得力的官员去管理瓷业生产。康熙、雍正年制作珐琅彩时，先在景德镇官窑中选出最好的原料烧制成素胎送至宫廷，由宫廷画师加彩后在宫中二次入低温炉烘烤而成。
珐琅彩的材料还有“洋为中用”的成分。五彩和粉彩中都不含的化学成分“硼”的珐琅彩中有：珐琅彩中还含有“砷”；康熙前的瓷器中黄色为氧化铁，而珐琅彩中黄色的成分是氧化锑；珐琅彩还用康熙前期在瓷器上没用过的胶体金着色的金红。这些化学成分分析表明了，珐琅彩釉料是由国外引入的，文字上也有记载，宫中有原名《瓷胎画珐琅》的档案于乾隆八年改名《瓷胎洋彩》可见珐琅彩确是欧洲进口，由此可见康熙帝国时中外文化与贸易交往的盛况。
珐琅彩瓷器从创烧到衰落都只局限于宫廷中供皇室使用，是“庶民难得一窥”的御用品。
乾隆皇帝以他的艺术鉴赏力，将宫中珐琅彩瓷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此时却是珐琅彩瓷由盛转衰的开始。《饮流斋说瓷》里说：“故乾隆一朝为清极盛时，变为一代盛衰之枢也。政治文化如此，瓷业亦然。”从乾隆中期以后，所谓“康乾盛世”已出现由巅峰下滑的趋势，社会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这种社会大背景影响下，宫廷中奢华之风，也必然受到影响，而不得不有所收敛。珐琅彩瓷由于造价昂贵，且费工费时，在当时国库财力无法支付的条件下，必然难以维系它的存在。而此时景德镇御窑厂最得力的督陶官唐英，由于提任淮安关税职务，不能亲临窑厂督陶，使御窑厂烧瓷质量下降，很难再有大批可供画珐琅选用的上好素胎进呈。没有精良质坚的白胎瓷为基础，珐琅彩瓷本身也失去了存在发展的先决条件，其生产必然受到极大制约，所以逐渐销声匿迹绝响于世。由于珐琅彩瓷在宫中停烧的确切时间，目前尚无资料充分证明，不过从乾隆中期以后的档案中，已经看不到有关珐琅彩瓷烧制的记载。
珐琅彩瓷器没有大的器型，绝大多数是盘、碗、杯、瓶、盒、壶，其中碗、盘最多，只是每一品种都有不同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品种是宜兴紫砂陶胎外绘珐琅料彩，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珐琅彩瓷器在胎质五的制作方面是非常研究的。胎壁极薄、均匀规整、结合紧密。在如此的胎质上又施釉极细，釉色极白，釉表光泽没有桔皮釉、浪荡釉，更没有棕眼缩釉的现象，确可用“白璧无瑕”来赞誉。
珐琅彩瓷的特点是瓷质细润，彩料凝重，色泽鲜艳亮丽，画工精致。制作珐琅彩瓷极度费工。康熙的珐琅彩瓷大多作规矩写生的西番莲和缠枝牡丹，有花无鸟，显得单调。而雍正以花卉图案居多，山水、人物也有。当时尤为突出的是画面上配以相呼应的题诗。雍正时这些题诗的书法极佳，并于题诗的印首、句后配有朱文和白文的胭脂水或抹红印章，其印面文字又往往与画面及题诗内容相配合，如画竹的用“彬然”、“君子”章；画山水的用“山高”“水长”章；画梅花的用“先春”章等。珐琅彩瓷器可以说秉承了历史上中国陶瓷发展以来的各种优点。从拉胚、成型、画工、用料、施釉、色彩、烧制的技术上几乎是最精湛的。在乾隆时期出现了很多及其优秀的陶瓷作品，但珐琅彩在制作程序和用料上是用其他众多品种无法比拟的。画工也不是一般的窑工，而是皇宫里面顶尖的专业画师，所以这些器物可以代表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最高的工艺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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