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如展品中有许多小口罐，它的上端有一个粗厚的梯形口，山西地势崎岖不平，有了厚实的梯形口，人们可以用绳子把陶瓷瓶罐系起来携带，盛放酒、醋等液体，陶瓷也不易因运送而受损。而河北河南地势平坦，方便车载运输，所以平原地区的陶瓷便没有这个特点。这正是古代工匠实用化处理的聪明之处，也是我们从功能上辨析山西陶瓷的特点。”阎焰告诉记者，从表象上看，普通观众可能一眼分不出山西陶瓷和其他地区陶瓷的区别，但实际上，山西陶瓷的造型、釉色、纹饰、工艺等均有其独到之处。如一件白地赭粉花双鱼纹盆，这种粉色工艺的使用多见于介休窑，是山西窑场独特的装饰技法，有很强的地方特色。
山西瓷器大量以煤烧制，不同于南方的以柴烧制，山西出土瓷器明显带有北方风貌，窑工技法精妙，如一件金代长治窑黑釉红绿彩玉壶春瓶，圆腹长颈，通体黑釉，釉面施白色化妆土粉，在白粉表面勾绘红绿彩，这种技法于12世纪时在北方窑场出现，是当时窑场工匠的创新。
山西陶瓷还有可贵的率性之美。阎焰指着一个产自大同窑的黑褐釉贴草叶纹缸说，窑工们会在施釉时随手用花叶遮盖，在釉干之前，把花叶从陶瓷上再撕下来，这样，树叶纹理就会留在陶瓷上。“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所以这些陶瓷也各不相同。一些窑工还把剪纸贴上去再撕掉，让剪纸之美与陶瓷之美相得益彰。”他很喜欢山西陶瓷中的老虎枕，其中一件赭地黑彩诗文虎枕，枕面还有两句诗：闲吟古调敲龙角，醉卧青山枕虎腰。“陶瓷虎枕是流行于金代的一种很有特色的生活用具。”阎焰说。
期待山西古瓷得到“全新定位”
在一次比对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乾隆御题瓷枕和山西陶瓷时，阎焰发现山西古瓷被“误会”已久。该瓷枕烧制于宋金之交，枕面饰珍珠地，乾隆非常喜爱，所以当年命造办处玉工把一首御题诗琢刻上去，“瓷中定州犹椎轮，丹青弗藉傅色纷……”由诗可知，乾隆认为这件瓷枕出自定窑。然而，经过阎焰和陶瓷专家细致地和窑址标本比对考证，确认这件瓷枕并不是定窑产品，其真正出处是山西介休窑，其珍珠地刻痕非常深，颜色也深，并非用定窑特色木制工具戳印出的，而是用一种金属管扎刻出来的，而这一工艺恰恰是介休窑特色。
“根据《宋会要辑稿》，当时中央政府一次在山西介休洪山窑场收税700多贯，在河北定州窑场收税800多贯；我们都知道定窑闻名天下，而从交税额来看，两地窑场几乎相持，以此可以推断，当时山西窑场的规模也很可观。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山西目前几乎已经没有窑场，但我相信山西古代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阎焰告诉记者，虽然山西古代陶瓷的存量究竟有多少如今无从考证，但随着学术界、收藏界对山西古瓷认知日渐清晰，会有越来越多的山西古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他也希望，山西古代陶瓷能够就此得到全新的定位，不再被混入河南、河北窑系。（文/蔡萌）
(责任编辑：D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