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开辟了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的通道，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双方及其商贸方式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瓷器贸易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

      瓷器、丝绸、茶叶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常见的中国外销商品。与宋元时代中国瓷器主要销往东南亚、西亚北非不同，明清时代海上丝路，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应在1亿件以上。不仅是各国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样的社会名流，客厅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瓷器，也是很没有面子的事。《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迪福（1660—1731）甚至说，住宅里若没有中国花瓶，不能算第一流的高档住宅。

　　克拉克：“葡萄牙战舰”

　　据说马可波罗最早带了一件中国瓷器到了欧洲。达伽马首航印度，带回几件中国瓷器，曾经献了一件给自己的国君，只不过这是从卡利卡特国君那里得到的物品。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最早进入中国，也是最早贩运中国瓷器的欧洲商人。当然，荷兰人作为17世纪海上马车夫，也是中国外销瓷的积极推动者。最富盛名的“克拉克瓷”，其出典就来自葡萄牙和荷兰。1603年，荷兰人截获了葡萄牙船只“圣卡特琳娜”号，船上装载的是青花瓷器，从此，同样风格的瓷器在欧洲都被称为克拉克瓷器。“克拉克”（Kraak）在荷兰语中指“葡萄牙战舰”的意思。

　　克拉克瓷器从此泛指明末清初（主要是明武宗正德年间之后）中国外销欧洲的定制瓷器。其装饰图案虽然以中华风格的纹饰为主，但是，却为迎合海外的消费者，做了适度的改造。早期销往东南亚和阿拉伯的伊斯兰世界，主要器形有盘、碗、瓶、军持（一种盛水器）等，出现在欧洲的则主要是直径30—50厘米的大盘。这种青花瓷有特定的纹饰风格，盘心、盘壁两层纹饰布满全器的内里，中心图案以山水、花鸟、人物或动物为主题。边壁是八至十组的开光纹饰（所谓开光，是常见于陶瓷器、景泰蓝等的装饰方法之一，在器皿某处留出莲花形、扇形、梯形空间，并在此绘上各种花纹），开光呈梯形、圆形、椭圆形、菱花形、莲瓣形，开光内的图案有向日葵、郁金香、菊花、灵芝、蕉叶、莲、珊瑚、鱼、螺、卷轴、伞、盖、佛教吉祥物。

　　晚明外销于欧洲的克拉克瓷，常见梯形开光，且两个梯形之间以一个细长方形小开光间隔，开光所占面积和盘心画所占面积大致相等，并且在视觉效果中开光往往更抢眼。采用的虽是中国传统的绘画事项，但因为构图有几何性的严谨，画面充实而又整齐，看起来充满异国情调，与明代后期流行于国内的青花瓷纹饰截然不同，有很明显的市场指向。

　　克拉克瓷的几何形开光，或许源自元代。因为元代青花罐或瓶中，由小长方形环绕而成的肩饰和底部纹饰，与以往的莲瓣纹略有相似，疑即其变体。但是，在元代青花中，这种几何纹饰位于不很显眼的次要位置，明代克拉克瓷器则把它变为主体构图，这恐怕就是为了适应伊斯兰世界对几何构图的爱好。

　　清前期制品的开光形式则有各种变体，且倾向于取消大小开光的错落分布，以便让所有开光均等。同时，开光在整个盘面构图中占据的面积大大缩小，成为烘托盘心画的边饰；或者干脆把开光转化成从盘心辐射至盘边的均匀扇面结构。简而言之，就是日益取消晚明克拉克青花的异国情调，而把它转变成更加中国化的构图。原本为了迎合伊斯兰世界而创造出的中国人眼中的异国情调，在欧洲人眼里成为新奇独特的中国情调，不仅晚明出产的克拉克青花成为欧洲富裕家庭热衷的收藏品，而且荷兰人很快就仿制这种纹饰的陶器（软质瓷），甚至18世纪欧洲人从中国大量进口素胎白瓷而自行添加纹饰时，晚明的克拉克式样仍然是他们所钟爱的选择。

　　另外一种著名的外销瓷品种是“伊万里”（Imari）瓷器。伊万里瓷器原是日本产品，以其产地得名。天启年间，景德镇就开始针对日本市场烧制绘有日本式图案的青花瓷。17世纪早期，日本的九州岛发现瓷土后，开始发展本地的瓷器工业。明清易代时的混乱，为日本瓷器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前景，日本瓷厂开始为荷兰商人烧制外销瓷。伊万里是荷兰商船进出九州岛的港口，此地发展出在釉下青花基础上，施以釉上铁红与金彩的纹饰风格，这种反差强烈而鲜艳的色彩风格，颇受欧人喜爱。此外，伊万里瓷器有的图案形式简单，有的式样复杂，由花卉图案和几何徽章组合而成，同样受欧洲人喜爱。

　　1680年，中国瓷器产业开始恢复，伊万里风格立刻被中国工匠学去，从而出现了“中国伊万里”瓷器。景德镇1683年重建后，伊万里瓷器的制作和销售中心便彻底从日本转移到景德镇。“中国伊万里”的图案设计较少原创性，到18世纪头25年，越发成为普通产品。“中国伊万里”作为一种彩瓷，价格介于便宜的青花瓷和最昂贵的珐琅彩瓷之间，这也是它在欧洲市场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后来许多欧洲工厂也仿制伊万里彩瓷。

　　纹章瓷：欧洲时尚中国造

　　瓷器贸易量的逐年增大，使瓷器在欧洲日益从奢侈品变成欧洲人日常生活用品，这就促使欧洲商人开始根据顾客的需求和喜好定制瓷器。定制瓷器，有的是按照欧洲进口商提供的图案纹样装饰瓷器，也有的是由欧洲人提供器型模具烧制瓷器。

　　截至18世纪初，中国外销瓷都是在景德镇完成全部流程，以成品运至广州。随着定制图案的瓷器数量增加，1730年代初期，广州出现了外销瓷的专业画工，此时景德镇开始提供少部分素白瓷或只有部分装饰的瓷器，由广州的画工以釉上彩的方式完成欧洲商人要求的图样。比如纹章瓷盘，离开景德镇时只有盘边饰（通常是青花），作为主体图案的盘心纹章则在广州完成。18世纪中叶以后，广州成为制作釉上纹章和其他定制釉上彩纹样的重要基地，广州画工表现出绘制各种欧洲图样的娴熟技巧。

　　定制瓷器的模具有木制器皿、银制器皿及合金器皿，还有以德尔费特陶器为原型的。比如雍乾时期，英国公司订购的瓷器常以英国银器为模型。中国传统形式的器皿逐渐也会因为欧洲人的喜好发生变异，比如单把手的茶杯变成无把手杯子，对欧洲人来讲更有异国情调。17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喜欢定制成套的釉里红咖啡用具，也很喜欢订购3个一组或5个一组的青花釉里红摆设用花瓶与大口杯，另外还喜欢订购瓷人和瓷动物做摆设。

　　在定制瓷器中最具欧洲特色的是纹章瓷（盾徽瓷），纹章瓷大致可分为名人徽章、省城徽章、机构或公司徽章、军队徽章。名人徽章在上述欧洲各国定制的瓷器中都常见，省城徽章多见于荷兰、美国的定制瓷器，公司徽章则主要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美国一些机构订烧，军队徽章其实仅见于东印度公司驻印度的某些部队。此外还有属于澳门耶稣会士的一批有耶稣会会标的瓷器。现存最早的一件纹章瓷是绘有葡萄牙国王堂·曼努埃尔一世的浑天仪徽章的青花玉壶春瓶。稍晚的有16世纪中叶的一只王室纹章碗和一只阿布埃（Abreu）家族纹章碗，属于曾两度担任马六甲总督（1526—1529，1539—1542）的佩罗·德法利拉（Pero de Faria）。另有一件约1540—1545年间景德镇出产的葡萄牙王室纹章青花大口水罐，图案中的盾徽上下颠倒，看起来更像一只中国的钟或铃，而水罐的形状为伊斯兰式，是多种文化因素杂糅一体的典型作品。纹章瓷的主要市场是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丹麦、比利时、荷兰、德国、法国等。

　　欧洲国家，1740—1760年代，纹章瓷的总体定制数量达到顶峰，但在英国的顶峰从1720年持续到1830年。在18世纪，瑞典有约300 家贵族曾在中国定制纹章瓷，英国定制了4000多件（套）纹章瓷，荷兰定制纹章瓷的数量多于葡萄牙但远不及英国，不过式样丰富多彩。

　　纹章瓷在荷兰既是身份的体现，也是一种时尚。17世纪末，少见的纹章瓷是个人和家庭身份的象征物。18世纪，纹章瓷仍具有独特的社交价值，宴会主人在餐桌上展示和使用有自家徽章的成套瓷器餐具，可以提升其人之社会地位。纹章也作为一种形式美观并有个人特征的纹饰而被很多人荷兰人喜爱。在瓷器使用日益普及的18世纪，纹章瓷还具有纪念品功能，特别定制的纹章瓷被用来纪念家庭和个人的重要时刻。由于纹章瓷在荷兰普遍受欢迎，东印度公司为他人定制此种瓷器可以获得厚利，这自然也促使荷兰公司多多进口此种瓷器。纹章瓷在荷兰市场受欢迎的理由在其他国家也同样成立。

　　纹章瓷的纹彩以釉上珐琅彩为主，单纯釉下青花不多见，也有青花与釉上珐琅彩相结合。后两种主要见于荷兰市场，因为荷兰人始终较偏爱青花瓷，哪怕1730年代以后青花瓷在欧洲已成昨日之星，荷兰人仍爱定购有青花的纹章瓷。出现于荷兰市场的有青花的纹章瓷，单纯青花瓷同青花釉上彩瓷的数量不相上下，青花同以金、红、玫瑰色为主的珐琅彩上下辉映，别有一番绚丽。作为纹章瓷图案的基本元素，除纹章本身，主要包括几何图形、涡卷饰（Scrollwork，即螺旋形或漩涡形装饰纹样，形似一宽松卷起的纸卷横断面）、花朵、风景等。17、18世纪之交，荷兰纹章瓷的图样设计个人特色很强，从1720—1730 年代开始，纹章图案趋于程式化和标准化，可能是定制者大量增加所致。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