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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钟鸣笔下的藏民形象是感人的、可触摸与可以对话的。在他那熟练的形式语言中，分明有着一种超越形而下的非具象写实语言和写实意义。这一切，都在诉说着一种无边的精神力量，一种消解了丑与美界限的真实，都在笔墨、色彩、线条、造型中展现着浑然之中的善良，质朴当中的美好。《守望》保持了具象的视觉形象，但却发挥了想象的自由和观念的渗入，拓展了作品的观念与情感空间。钟鸣多年来对西藏的向往和持续的努力告诉我们，在一种成熟的经典性的艺术风格中，通过对文化的解构性理解，通过个体的创造性想象，艺术家仍然可以获得表达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思维空间。
对于藏区牧民，钟鸣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我与他们的心灵是那么的贴近，好像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可以说他是近距离地走进高原。但是作为画家因为他来自另外一种大都市的现代文化氛围中，才能产生鲜明的文化反差，从而在身处藏区，与藏民打成一片的同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异质文化的巨大魅力，并产生强烈的表现冲动。这就要求画家与生活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能够从文化与观念的高度去品位生活、分析生活。既深入生活，又具有现代性的意识，这也是我们重提“深入生活”时必须注意积累的“前视野”，钟鸣作品中的“真实与朴素”，正是来源于他对当代文化与当代艺术的清醒认识，看不到这一点，即使是到藏区一百次，也未必能够像他那样，深入揭示藏民族的内心世界与博大胸怀，洞悉人与自然的生命交融，感悟宇宙的浩瀚与永恒。
钟鸣也十分钟爱古典历史人物题材，而且画得非常精彩，他把中国画笔墨的探索触角，伸向古代文人仕女的领域，如《听琴图》、《倩魂销尽夕阳前》、《高士乐游图系列》等作品流传甚广，颇受青睐。镇恶避邪的钟馗，且谐亦庄；观松听泉的高士，流露童稚般的专注天真；亭亭玉立的佳人弹琴望月，既怨且恋，画中物我为一，顾盼有情，无不凝聚着人物的情感心声与意愿。
我们欣赏钟鸣古意人物画中的意悠境美、笔精墨妙，一切历历如在目的生动形象，都无例外地隐约在古风古韵之中，或以疏花简叶相衬，或以只鸟片石相伴，空灵虚静、简约疏淡，清如春池、淡如秋菊、静如天籁。画家钟鸣特别致力于小品精神境界的玄远灵明，积极引导观者去品味淡而有味的人文情怀。他的艺术格调高远，他的笔墨随心所欲，不仅在“悦目” ，更在于“赏心” ，而且贵在“养心” 。自古以来，画中逸品都强调三个方面：一是精神的超越，二是笔墨表现的简约，三是境界的深静。钟鸣的古意人物画恰恰具有上述三个特点，可谓契默造化，简约深静，幽情秀骨，思在天地。
钟鸣最佳的创作状态，恰恰是他对生活、对自然解剖和检索得最深刻最认真的时刻。我读过不少评论家对钟鸣的评论文章，他们都称赞画家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底蕴十分丰沛。这当然没错，但对我来说钟鸣的绘画作品，主要透露的是对心灵世界的渴望和向往，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精神系统，他的凝重挡不住他的自由，他的梦想挡不住他的思索。
中国画创作的水平高下，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作品的文化精神品质。这也是中国画在世界各民族和地域绘画中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的特质。钟鸣在人物画的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在注重绘画本体的训练之外，要更加注重对传统国学的研习，告诉他们诗、书、画、印等各方面修养的提高是不可或缺的。钟鸣在这些方面有着比较深厚的积累，这无疑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钟鸣已具有丰富的人物画创作经历；他在湖北美术学院国画系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并任教于湖北美术学院的国画系，他一步步强化自身的绘画能力，从生活到艺术、从传统到现代的思路转换中，寻找自身的艺术发展方向。在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框架中，他不断强化自身的笔墨能力与写生能力。从课堂教学，到深入生活去写生、采风，他在画了大量水墨人物写生作品的基础上，不断参悟传统水墨技法，蓄积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能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创造了“和而不同”的个性化语言形态，使其创作根植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现实的艺术感染力。著名画家孙恩道先生评论钟鸣的艺术创造时写到：“他独创的“笔法”和“皴法”以其颠覆传统和发展传统的超人胆识与智慧完成了自身个性化笔墨程式与图式的独特创造，人称“钟鸣皴”。这一笔法和皴法的出现，拓展了中国画的笔墨审美和用笔，融笔墨的肌理、痕迹和抽象笔法与具象笔法于一体，创造出全新的笔墨形态和图式。由此打破了当代人物画笔法和皴法的“旧世界”，建立了一个人物画现代语境下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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