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札又称尺牍，主要是指书信，还扩充到杂记、文稿、诗稿之类，自古以来，手札即是人们交流思想、叙事问候、抒情言志的工具，经名人、书家的书写，不但有文字内容价值，而且有书法艺术价值。这里刊载的钱名山先生致钱方度札，即是如此。

      钱名山先生是常州近代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光绪29年（1903年）成进士后，在刑部主事任上先后两次上书言事，批评时政，未被重视。即于宣统元年（1909年）愤而挂冠，退隐回乡，课徒于寄园。入民国后，束发作道家装，以遗民形象出现，在内忧外患的动荡时代，他致力于读书、教书、培养人才，常州学风深受其影响。

      名山先生一生著述甚勤，有多种著作传世。从他的气质、天赋来看，凡事敏感而易动情，他的诗句“我生多所感，长年苦心神”，“百年何日可无情”正证明这一点。他的词，追慕欧阳修、苏轼，清新豪放而不事雕琢；他的文章，反对绮靡绣丽，雕章缛采的《昭明文选》，又排斥曾国藩的阴阳刚柔四象之说，追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境界。他的诗文观也直接影响了他的书法，有着抒情、豪放、自然的特色，他的两句诗“直须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正体现了他的治学、治艺方针。

      名山先生的书法启蒙，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他初学欧阳询，能写一手工整的小楷，继学颜真卿、苏轼，得雄浑雅健之貌，又得王羲之《兰亭序》之神韵而弃其形貌，故而他早年的书法是以帖学为基础的，这也是当时士人必走的路子。清代后期，由于阮元的倡导，包世臣《艺舟双楫》的鼓吹，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大声疾呼，将社会变革和艺术创作一体观，推崇“变法变体”，尊碑卑帖，潜孕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气势。随着清政府在光绪末年废除科举制度，书法不再成为士人精进的“敲门砖”，这就大大解除了书法艺术发展的束缚。这政治变革和书法变革的洪流，无不影响着名山先生这位忧国忧民之士，于是他致力于北碑。尤其是他隐退后，遍学汉晋北朝碑石名迹，博采兼宗，自出己意，书风亦一大变，遂成一家之面目。

      从名山先生大量的传世书法作品来看，他最具特色的是用笔似铁画银钩，有千钧之力，顿挫分明，奋捷快进。如他自己所说是“快枪击玻璃，洞穿而玻璃不破”。此比喻非常确切，其行笔的动势、点画的扫刷，给人以崛强痛快的感觉。他的结体脱胎于颜、苏，有着宽绰、古雅的体态，而其中更多的是北魏碑中古朴苍茂的风神。平中寓奇，雅中含朴——这是他立足于帖，而致力于碑，辛苦耕耘的结果！他的书法具有传统的帖学意味，又有新兴的碑学气息！

      由于名山先生的书法传世作品大多是大字作品，尤以对联、条幅、中堂为多，小字作品则稀少难见，故尤其珍贵。名山先生手札所致的钱方度，字轶裴，武进人，近代教育家，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与蔡元培、蒋维乔、钟观光、王小徐、俞大纯、鲁迅、许寿堂等人一起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为政府推行西式教育打下了基础。名山先生此信内容甚是特殊，是缘其大弟梦鲲去世后而给轶裴的信，内容甚多感慨，涉及到钱礼、饮酒、健康以及借书等事，还提及琢斋、仲联等人，值得细读，是名山先生晚年（年近60）的手札代表作，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风俗人情的珍贵史料。

      历经硬笔时代到现在的电脑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手札书法今天已凤毛鳞角。以前的手札有着特殊的形式，这与当时的称谓、避讳、习俗等密切相关。如果手札是给长辈、同辈或上司、同僚的，札中涉及到对方人或事，都要另起一行，遇到皇帝之称，更是要写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故经常会出现要抬写的字，必须另行，加上自谦之辞，形成长长短短的段落形式。由于此信是名山先生写给同辈的，故写到“弟”时都抬行，其“来书”也抬行，而信中“琢斋”、“仲联”为晚辈，则不用抬行了。由于抬行，此手札形式甚是丰富，甚是迷人。

      由于手札是信手而书，不同于书法创作，故名山先生的手札完全是他心性的流露。书法艺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很明显而深刻的，从书写的内容、书写行为的发生，到书法艺术效果的肯定，无不渗透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名山先生的手札，处处散发着这种气息，他使碑意这个金石气为主要内涵的书风中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这都得力于他的学问修养，惜所附鲲弟传一首不得而知。而此手札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意蕴深厚，具有高层次的审美价值，若非书艺炉火纯青，难以达到如此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