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接到来自美国纽约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刚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观出来，在展馆里意外见到你父亲徐素白的一件‘月季蜻蜓’竹刻笔筒陈列其中。作为一个常州籍上海人在美国纽约的历史文物收藏单位，能见到常州人的作品，自然感到无比激动和喜悦，走出大都会博物馆，在大街上走着似乎觉得自己突然比路人高了一截。”

　　在他高兴之余，我也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最近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次竹刻展览和国际竹刻研讨会。期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馆长也来了，他携带的馆藏中国历代竹刻作品幻灯片中，也有我一件螳螂捕蝉作品。”朋友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是并级的，都是国际一流艺术殿堂，作为当代作品能进得了这个大门，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有机会见面好好聚谈。”

　　说起这两件作品的来龙去脉，我历历在目。

　　父亲的那件月季蜻蜓小笔筒是先父心爱的几件作品之一，在他生前，我提出要带回常州去看看，他都不同意，父亲去世后，他的一些遗物一度由我保管。上世纪70年代末，我认识了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科学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襄。王向我表示，他是一个竹刻爱好者，收了一批古今的竹刻，遗憾的是还没有收到我父亲的作品，他希望能收藏一件为快。我当时觉得王不仅是一个竹刻爱好者，更是这门艺术的推广者，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生活大多比较贫困，竹刻艺术没有多少人问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根据王老这一心愿，就让了一件父亲的月季蜻蜓笔筒作品给他。在2003年的北京嘉德秋拍、王世襄的藏品专场拍卖中，这件作品出现在拍场上。没想到，它最终进了大都会博物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确实非常高兴，作品进入大都会博物馆就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了。

　　再说“螳螂捕蝉”，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那时虽已从计划经济跨入市场经济，人们生活水平还普遍不高，家用电器更没有普及，我的一位香港朋友来访时见到我的家境比起香港来差了许多。朋友返港后买了部分家用电器，包括当时大陆还很时髦的收录机、彩电等送给我。我激动之余，考虑用什么回情。知道朋友很喜欢我的竹刻，虽然当时竹刻还没有市场，更无行情，但我只能用自己的劳动去回那份情，那件“螳螂捕蝉”也就成了我对香港朋友的回情之物。1992年的香港嘉士得拍卖会上这件作品破例参拍（当时参拍的中国工艺品必须是民国以前的）。没有料到20多年后的今天，这件作品已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在收藏队伍中，有许多人很注重工艺品的材质，而忽视了文化。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都是国际一流的历史文物收藏单位，他们能珍藏当代的常州留青竹刻，这充分体现了它的价值和国际地位。（文/徐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