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居翰的地位，此论一出舆论哗然。1999年，大都会博物馆专门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中国古代绘画的鉴定问题，会议几乎聚集了西方所有的中国美术史专家和部分中国大陆、台湾学者，然而大家并未达成共识，三大阵营依旧壁垒森严。

　　持“作伪说”的包括高居翰、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家古原宏伸、前克里夫兰博物馆馆长李雪曼等。高居翰列出14条证据，试图论证张大千不仅伪造了《溪岸图》，而且伙同徐悲鸿、谢稚柳、丁羲元等伪造了《溪岸图》的收藏史，称此画是张大千最成功的欺世之作。持“真迹说”的则有方闻、丁羲元和国内鉴赏大家谢稚柳和启功，而持“五代北宋”说的则包括耶鲁大学教授班宗华、何慕文，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台北故宫石守谦、北京故宫徐邦达和杨新。各方均言之凿凿，真相在数十位专家的上百篇文章里显得越发扑朔迷离。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何慕文利用现代科技对《溪岸图》的材质进行了检测。红外X光摄影显示，《溪岸图》历史上经过3次装裱，他在论文中称，《溪岸图》绢面的经纬粗细和结构、色调、保存状态、修复方式及印鉴磨损与公认的北宋屈鼎《夏山图》相似，而与公认的张大千作伪的《藏林叠嶂》等画有巨大差异，为支持《溪岸图》是古画而非张大千伪作提供了证据。

　　抛开争议，学术理性更为重要

　　说起来，董元与作为南唐首都的南京有着不解之缘。

　　张蔚星告诉记者，董元的官职是北苑副使，北苑所指现在尚无定论，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北苑是南唐皇室的私家园林，董元大致相当于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因此历史上又称他“董北苑”。北宋统一南方时，董元已去世，他的和尚徒弟巨然随后主李煜去了汴梁，也带去了董元开创的南方山水画派，轰动一时。现在被认为是董元的传世作品约有七八幅，当时画家作画一般不署名，而《溪岸图》是唯一有落款的，曾被南宋权臣贾似道收藏，明代又进入皇家内府。《溪岸图》的山石是唐代以来的层层渲染技法，而没有使用董元首创的披麻皴，因此方闻才认为这是董元早期作品。

　　在研讨会上，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谈晟广通过画面细部的对比，印证了元代钱选《浮玉山居图》是对《溪岸图》“取其一二，摹以自玩的”的文献记载，也为《溪岸图》是古画而非伪作提供了新证据。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比作者是否为董元更重要的是《溪岸图》的学术价值：“宋代山水是空间的再现，任何一段都不能随意抽取；而元代山水是空间的表现，画面的片段可以随意抽取和组合，《浮玉山居图》及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受到《溪岸图》启发，促成了这样的转型。”在他看来，董元风格的图式有两种，以《溪岸图》为代表的“绝岸”和以《寒林重汀图》为代表的“重汀”，其中“绝岸”式经过元代画家的转换，又成为明清追仿的主要构图样式，由此可见《溪岸图》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性，影响千年至今不绝。他说：“即使这是摹本、仿作，也不损害其价值，就像传世的王羲之书法，皆是后世摹本或双钩本，在真品无传的情况下，谁又会质疑它们的价值呢？”

　　对于这种争议，展览的策展人、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单国霖告诉记者：“‘翰墨荟萃’突出了展览的学术性，《溪岸图》的争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学术问题，争议对学术研究，对于丰富中国书画的鉴定手段都很有价值，研讨会上通过切磋和辩论所体现的学术理性，正是我们乐于见到并竭力提倡的。”（文/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