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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边没有正式的卡片或笔记本，随手就在香烟壳背面记下了。
何鸿的记忆，是在1993年之后三四年间的事。那时候他以本科生的身份去“蹭”研究生的课。何鸿后来一直有做读卡片的习惯。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治学的认真，更体现着人文学科的逻辑思维方式。“对于学生而言，先生的一句话，很可能就影响了一生。”
敦煌，和土制色卡
毛建波，中国美院教授，当年王伯敏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亦是跟随他时间最久的学生之一，同样说起了“卡片”，不过是色卡。
“浙江美术馆正在进行的敦煌展，若他还有精力，一定是要去看的。他曾六上敦煌，莫高窟500多个洞窟，他逐一钻过，有一回还被困在一个岩壁最高处的洞窟里，差点就出不来。”
王伯敏与敦煌之间，有一种别人都不知道的联系：他为敦煌壁画土制了一套色卡。
“那是他的苦功夫。”毛建波说，他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跟随王伯敏去敦煌，见先生临摹完壁画小稿，会拿出一套色卡，来给壁画各部分归类，“比如红25。”
敦煌展中有六十件张大千的白描作品，若你细心，会发现其上有一些细小的文字，注明此处要填什么色彩，红、白。
而“红25”，意味着一种红，就有几十种。还有别的各种颜色，眼花缭乱。制作虽然听起来简单，就是以一种基准颜料一层层刷淡，但那时，国内没有这样的色卡。这办法，似乎最笨，但最笨和最聪明之间，谁知道呢？
“美术史家同画家不一样，他研究的是敦煌壁画的颜色。20年后，壁画的颜色变化，肉眼也许看不出，但用色卡一对照，就出来了。”
默默地，他记录着历史。
课上，能亲手触摸的历史
早年给本科生上课，作为他的研究生，毛建波经常要帮先生搬“道具”去课堂。
“他号‘半唐斋’，唐代的藏品自然很多。但他的收藏，是为热爱为研究而做的收藏，也许在当时根本没有市场价格。比如一块敦煌的残片，他收藏，就是因为能研究里面的材料、结构组成。”
而本科生们看到的，除了敦煌残片，还有唐代的藏经、唐三彩。毛建波捧着一堆盒子过去，有时是几件，有时是十几件，根据课程。如果讲到汉代的拓片，就可能要捧几十件。
这些藏品到了课堂，学生不仅能看，还可以摸，把玩。比如讲到秦汉铜印，还可以亲手拓上一回。
“那是80年代。你能想象亲眼见到这些有多难得。即便现在，那么多展览，但隔着玻璃柜的器物，同亲手把玩，这中间的差异又有多大？”
王伯敏带给他们的那种能亲手触摸的美，毛建波用了一个形容词：感性。
王伯敏，一个时代的煌煌述论者
文/潘宁
前年盛夏，文化新闻《名家谈艺录》很想做一个王伯敏先生的专访，非常莽撞地表达了想立即采访到老先生的想法。然后，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兴高采烈地来到城南一间普通的寓所，敲门前还大喜——终于如愿以偿了。
作为著名的美术史论家，王伯敏先生以五十年的时间长度孜孜以求，撰写中国美术界迫切需要的六部美术专史，把我国美术史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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