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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开那扇门以后,才知道我们的迫切,我们的鲁莽,我们之所以能如愿以偿,是因为一个老人以他的宽厚、质朴,让我们赢得了那个心满意足的上午。
那个时候的王伯敏先生,已经久未离医,“偶尔回家,不过一二夜,又需送院”——他怕我们热,让家人把柜式空调打开了,冷气足足的,我们甚至没有替这个羸弱的老人考虑过,在炎夏,充足的冷气是年轻人的礼物,一个在病中的八旬老人就这样把礼物送给了我们。
那个时候,王伯敏先生几乎已经失聪,我们的采访形式很奇怪,失聪的史论家用裁纸刀整齐地裁出一沓雪白的长方形白纸,我们的提问统统写在雪白的纸条上。
喧嚣沸腾的世界被按下了静音键,唯有生动的、变幻的影像,如同一条彩色河流,从他的视野中淌过,远去。
那个时候,他的声音还是蛮响亮的,他是温岭人,台州口音很重,“人们讲我脾气中有台州人的硬气、豪气”。
世界对于晚年的他而言,是一幅辽阔的大画,所有天地间的雷鸣、电闪、虫吟、林木呼呼生长、暮鼓晨钟,一切都在这张辽阔的大画之上,无声地驰骋。
30岁,王伯敏在某一天突然起念,取下心爱的古琴——他自幼上私塾,学会抚琴,并且弹得很棒——他将大部分琴弦抽掉,只剩下孤单的三根。从此,此琴难成曲调,成为一张“无弦琴”,至今仍挂在他家中客厅的一面白墙上。
“毁琴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可能我毕生的经历都会用在美术史的研究上,与古琴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他不会游泳,不会打老K,不会骑脚踏车。 冥冥之中,他仿佛早就有了打算,像诗人海子写过的那样,“我打算出卖一切/ 除了火种、取火的工具 /除了眼睛”。
50年里,王伯敏先生一共写了一千五百万字,他所有的作品叠在一起,高度有3米3,“而我不过1米65,一个小老头子和它们站在一起,它们显得伟岸,这个场景很有趣。”
对于艺术长河中的任何一个艺术家而言,认识他们的价值,必须从艺术史的角度与坐标开始。长期研究与观察中国书画艺术的资深媒体人王群力认为,在中国,其实美术史论家的价值一直被低估,他说,没有艺术史地位的艺术家最终都是过眼云烟,美术界对于王伯敏先生的研究应该持续与进一步提升到一个更为广远的高度。(文/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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