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记得，自己上世纪80年代还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学习时，不同的学界前辈给出的答案就相差整整一倍。“有的先生估计留存在世的中华古籍有七八万种，也有先生说是十五六万种。”张志清说，那时候，老一辈学者常常提到摸清存世的中华典籍家底是他们的心愿，也常常寄语他这一代学人，说要是他们能把古籍存世的情况弄清楚，就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
古籍第一次迎来人们“检阅”是在“文革”后期，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要摸清善本家底。善本，是古籍中在学术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各方面俱优的珍品，这次普查的重点自然集中在清乾隆以前，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古籍。历经20年，对古籍的第一次“检阅”得来一套《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收录781家收藏单位约6万种善本。不过，由于缺少扫描和照相设备，当时清点的善本古籍并未留下书影。登记查点时遇有古籍基本信息的疑问时，也缺少条件做专家集体会诊。
直到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成为我国政府首次颁布的关于古籍保护的文件，由此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更加全面的古籍普查登记。这一次，凡是1912年之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的，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都纳入普查范围。
寻典
500名普查员挑战地大物博“熟练工一天只能查五六种”
“请问，哪一行是书名？”普查一开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把人难住了。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南方一家县级图书馆的普查员，他介绍，在县级图书馆里，很少有学习历史、古汉语或文献学等古籍相关专业的馆员，普查古籍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07年的统计，在古籍普查开始之初，全国各级图书馆中的专职古籍保护人员不足100人，有古籍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不足500人。而他们要面对的是当时所知的890多家收藏有古籍的单位。
一把尺子、一部相机、一台扫描仪和几本工具书，这就是古籍普查所需要的工具。工具倒不多，可要真的查清楚，又不那么简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最初制定的普查表格长达16页，共50多项，细看这些项目，古籍的开本尺寸、版式、行款、钤印、装帧形式，每一篇序和跋的核心信息，以及哪一页有破损，破损是酸化还是虫蛀，又破损到了什么程度，均要一一记录在案。此普查表可以详细呈现出一册古籍的文物属性、艺术属性和文献属性。可这么多专业的普查项目让很多缺少专业人才的图书馆束手无策，各级古籍保护中心只得手把手培训人才。
“就算是熟练工，一般一天也只能普查登记五六种古籍。”北京古籍保护中心一位普查员介绍，其中最令新老普查员头疼的就是判定 “版本”。原来，中国古籍有个特点，通常没有现在图书的版权页。本来，古代刻印典籍一般会在卷首有“牌记”，会记录刻印的时间等基本信息，但在流传过程中有的遗失了，有的则是被书商故意拿掉，模糊图书的年代信息以谋利，让后世之人难以为古籍断代。要想断得清楚古籍的年代，不仅要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能通读古籍的序和跋，从中找到有用的年代和人物信息，还得熟悉历史上各个年代典籍的通行尺寸、行款和装帧风格，甚至对各年代的纸张特点、用墨特点都非常熟悉，才不会张冠李戴，而这绝非一日之功。曾有一家基层图书馆，由于普查员实在断不出古籍的年代，就干脆统一“判定”为宋刻本，令人啼笑皆非。直到2012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普查表格简化为6项必填和7项选填，降低了所填信息的难度，才使古籍普查得以全面展开。
中国国土面积之大使得古籍分布异常广泛，其在偏远地区的分布之多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仅靠全国不足500位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才，把这些偏远地区的古籍一一找到看上一眼，并非易事。
(责任编辑：DY)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