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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多过去了，西藏阿里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中第一个完成了古籍普查登记。几十位普查员全部放下日常工作，一年中跋山涉水足足6个月，出车83次，行程1万余公里，才将75个收藏单位和20户收藏家庭跑遍。阿里收藏有古籍的单位多为寺庙，光是札达县就有39座寺庙和拉康(藏语，佛殿)收藏有古籍，占阿里地区收藏单位的半数以上。可这些寺庙大多位于人烟稀少的僻静之所，因为缺少人手，札达县文体局局长洛丹只能亲自上阵。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和普查员们有时晚上就睡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遗弃民房里。这种遗弃的民房根本没有屋顶，所谓“房”也只剩四周一圈半人高的石头墙而已，“房”内则是空地一块，大家把随身带来的行李、睡袋铺在地上，和衣而卧凑合一晚。有的地方实在太远，还得普查员与当地共同约定一个山头，双方都赶到那里汇合，然后便在草地上铺块毡子清点、普查起来。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援藏干部萨仁高娃，也亲历了一次跋山涉水的古籍普查。日喀则地区吉隆县贡当乡汝村海拔近4000米，上世纪70年代，村里人从这里的地下挖出了先辈藏于此的260函古籍，然后便将古籍安置在一间土坯房里。这些记录了藏传佛教噶举派蔡巴噶举分支经文的宝贝静静地躺在土坯房里约40年后，才在第四次古籍普查中被人提起，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去年6月，萨仁高娃和西藏自治区图书馆、日喀则地区文化局的同事们组成了一支7人小分队前去探看。汝村不通手机信号，也不通公路，几乎与世隔绝，车子开到距离村庄最近的一座山上便找不到路了。来接应的汝村人牵着十几匹马，把普查需要的仪器，留宿当地需要的睡袋、锅碗瓢盆，甚至圆白菜等口粮都驮在马背上，而所有人则要冒雨翻过这座山。“山上几乎没有路，就是在碎石当中走，走了三个小时。”萨仁高娃说，可这还没完，下山后还没歇几分钟，又得爬上对面的山，继续行进了一个半小时才来到汝村。听说有人来整理这些古籍，全村人都来帮着搬运，那份热切和虔诚让普查员们片刻不敢耽误。50平方米的村委会就成了小分队的办公室、食堂兼宿舍，大家几乎不出屋子，从早到晚埋头整理古籍，忙活了10天才全部完工。
品典
孤本重现，版本重断
“11375部新晋国家珍贵古籍”
随着普查的进行，好消息不断传来。2009年夏天，北京古籍保护中心团队就在面向市属单位的古籍普查中收获了一个新发现。
在北京市一家单位的图书馆善本古籍中，普查团队发现了《周易集义》的残本。根据上世纪80年代编成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记载，该古籍是明代刻本。可前去普查的人员现场登记时却发现，无论是开本还是字体，抑或书中的避讳字，都显示出该书的宋刻本特征。这个疑问一直留在大家心中，待这家图书馆内的善本全部整理登记完成后，几位普查员又广查工具书。终于，他们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李致忠的《宋版书叙录》中找到一丝线索，这本书中提到收藏大家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录过一套残本《周易集义》。再去找傅先生的书，发现他看过的这套《周易集义》的许多特点以及该书多年来的流传过程，恰恰与眼前的这部一致。很快，经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多位专家的现场鉴定，这套古籍最终确定为南宋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魏克愚徽州紫阳书院刻本。此前业界一直认为《周易集义》宋刻本传世的仅有一部，存于国家图书馆，而新发现的这部经专家鉴定认为，虽为残本但品相较之国图藏本更佳，版本价值也更珍贵。
在古籍界，每一部宋版书的发现都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李致忠介绍，北宋书业繁荣，但金入侵北宋时将大量版片“捆载北还”，后来金被蒙古攻打时，这些书籍版片损失殆尽。南宋刊刻书籍时，只能从民间收集北宋版书籍，再翻制版片才行。我国大陆所存宋刻本古籍一共也不足2000种。
古籍普查的广受关注也引起了高校、文物、宗教、医学，甚至军事领域的积极参与。首批古籍保护试点单位之一的军事科学院就在普查中，将讲述火攻兵法的《五火玄机》等孤本兵书和罕见的古代战争阵法图等呈现在人们眼前，大大丰富了古籍种类。“经国家四批评审，已有11375部古籍入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张志清介绍。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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