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中华先祖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份丰厚的科技文化遗产。《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以及其它中医古籍、名医经验、老方笺等都是博大精深的厚重资源。老方笺是中医宝库璀璨的珍珠，不但是一张载录方药名称的字据，而且具有丰厚的文化渊源，同时代表着医师的医学风格、流派和学术思想，蕴藏着丰富的美学内涵，是研究医学流派，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料。

     曾经风光无限、千姿百态的中医方笺，渐行渐远，正在经历着从毛笔到硬笔再到无笔的演进。新科技的高效和便捷毋庸置疑，然而只要历史舞台上出现并有保存价值的东西，决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销声匿迹。笔者从1962年开始收藏中医名家方笺，迄今已经50余年，洋洋大观的各种各样方笺达上千张，每每展读，蕴意无穷，学问无限。

     折射时代发展脉络

     我所收集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后的方笺，用笺、格式、印刷、书写各异，无不富含时代的烙印，折射岁月变迁。过去文书书写或印刷用竖排，度量衡沿用旧市制。近时文书横排印刷，处方药名遂改横写，计量改为国际统一单位。

     从方笺页眉上，按年代顺序保存的有：清代光绪年间“福禄寿”套红三字方笺，民国时期屠揆先的武进中医公会会员处方笺，史仲友医师方笺，解放初期“同新联合诊所”方笺，常州市血吸虫病治疗组广化区卫生所处方笺，江苏中医院电脑处方笺。反映了中医开业，从个体到联合诊所再到医院的大体演进过程。

     方笺的页脚多数为医家的地址，上海“经社八才子”之一的程门雪1941年方笺载：寓法租界白尔路上寿堂斜对面上寿堂宝安坊内。其中“法租界”，记录了我国沦为半殖民地时期的一段屈辱历史。还有一些老方笺上业已消失老地名、老药店，往往成为后学研究前事的重要佐证。

     学术风格跃然纸上

     历代有真知灼见的中医学者，都是临证处方的高手。他们有的即使没有更多的论著方书问世，但在生平医案及处方中，朴实自然地反映了他们的学术风格和学术观点。例如孟河医派传人丁济万、朱良春、杨博良等人的方笺中，都体现了“师古不泥、和缓醇正，博采众长、寒温兼容，中西兼容、择善而从。”的学术风格。

     一张完善的中医方笺必然是脉案和方药的有机统一，前后呼应，相得益彰。医学大家大多古文功底深厚，医理与文采兼备，令人击节赞赏。如常州中医喉创始人林润卿的一则耳鸣案中写道：“浊蒙清窍，气机不畅，两耳作鸣，当予清降。”短短十六字，言简意赅。将病因、病机、症状、治则全面概括。采用桑叶、白菊轻宣泄浊，浙贝、桔梗、杏仁、陈皮祛痰化浊，玄参、丹皮、苦丁茶清肝降浊，用药清灵纤巧，丝丝入扣。学术风格，可窥一斑。

     在我收藏的108例金兰升方笺中，不乏精辟见解和独到之处，如“风痫症皆因痰火扰乱神明，非旦晓骤愈之病”“久痛宜从络治”等。分析其用药特点，金氏善用鲜品药物，方笺中先后采用鲜石斛、鲜生地、鲜菖蒲、鲜芦根、鲜藕等，鲜品入药，有干品不可比拟的优点，鲜品精汁含量丰富，用于滋阴降火尤为合适。

     书法医道互相辉映

     书法与中医都是祖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国粹，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方笺则是两者结合的完美写照。一张名医的方笺，至少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是珍贵的医学文献，另一方面又是难得的墨宝。例如：常州名医金奎伯的处方笔力遒劲，朱履安的书法古朴雄厚，谢景安的字迹潇洒飘逸，钱育寿的书写端庄工整。

     所谓“字如其人”，好的方笺蕴含医者的书卷气，书卷气是一种温润的、舒徐的、淡远的、不急不燥的气息，这种气息来自书写者的内心，也最能洞见书写者的内心修为与文化修养。好的书法作品已不单单是一张字，而是书写者文化修养和风度才情的外化。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熟练的书写技巧，更能看到高度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它不仅是学术素养的积淀，更是人格修为的积累。

     一张处方书写所具有的形态美，是医生“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结果，也是处方独有的美学特征，往往主药冠于方首，引经使药殿后，有的突出品种以求地道，有的强调炮制方法以应临床。在传承三代林氏喉科使用菊花的处方中，在产地上有杭菊花、池菊花之区，在颜色上有黄菊花、白菊花之别，在炮制上有生用、炒用、炒炭之分。在治疗鹅口疮的处方上，将元米炒西洋参、元米炒大麦冬、土炒大白芍三味并列，体现了选药精练、配合有度，序列工整，神韵兼备。

     方笺设计精彩纷呈

     传统中医方笺的设计体现了医家的风格，或考究，或简约。被列为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钱氏中医儿科世家，传承十三代，第十世传人钱同高（1888-1967）的早期方笺,在居中用镂空篆书“来苏”套红两字，右侧为“世居常州城内化龙巷茶庵南首”，这样的方笺颇有创意。其他医家在处方中加印“康乐”“延年益寿”“妙手回春”等吉祥词句，在清末民初的方笺比较常见。聘请书法名家为方笺题字，也较常见。

     比较复杂的蒋同善处方，是一张由病家赠送的方笺，页眉上书“张墅桥世医旭初父授蒋同善先生喉科专家”。正中写“七四叟沈紫护”隶书题写“治喉妙术”。两旁有“利市桥妇科专家沈润庠书写的‘感谢函’：近暮春患喉痈，满口溃烂，汤水艰进，势殊沉重，延请中西医士诊视均告束手，后由至人谢君鉴明介绍，先生诊治一服见效二服告痊，足徵先生家学渊源，治喉妙手，铭感之余无以为报，除登报鸣谢并介绍同病者外，爰制方笺以赠。”页脚书“南大街诊所在同丰裕药号候诊，电话六三八号”。将病家的感谢信印于方笺，并赠送方笺，实乃聪明之举。

     小小方笺，价值几何？新疆中医学院张绚邦教授言道：“好的处方，并非杂药堆砌，而是一座高雅的建筑，是一首写满音符的歌。”同仁堂主任医师、医学硕士赵承来认为：“既为名家，其用药法理自然值得探究，透过名家处方中所列脉案用药，便可追循遣方用药法度，对中医学研究或学习裨益匪浅。”

     数字化和网络化固然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但老方笺仍然不失为中华医学文化的金矿，有待于继续“淘金”。 文/单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