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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68年，沃霍尔遭到他的演员瓦莱丽·苏连娜的枪击，苏连娜曾出演沃霍尔的《我，一个男人》。苏连娜是一名极端女权主义者，被逮捕后宣称是因为沃霍尔“过分地控制了我的生活”。沃霍尔在枪击不到30分钟之后便被宣布临床死亡，医生打开他的胸腔，用手按摩他的心脏才救回他。沃霍尔用了很长时间才从枪击中恢复过来。
无法复制的沃霍尔
在央美美术馆，德国行为艺术家博伊斯的展览恰巧同时展出，两位同时代的前卫艺术家偶然相遇，为此安迪·沃霍尔美术馆还特别带来了几幅沃霍尔拍博伊斯的影像。
“沃霍尔反映的是一个高度商业社会的状态，博伊斯带有很强的思辨性，不仅仅是观看，还有参与思考，他倡导社会雕塑、绿色运动，关注生存环境和社会未来。”央美教授、策展人王春辰[微博]认为，两位艺术家在政治性上有共同的一面，不同的是博伊斯自己介入其中，沃霍尔则通过作品来表现。
“看沃霍尔需要轻松思考，看博伊斯需要理解体验，两人都需要对艺术新知识的理解，否则都觉得莫名其妙。”王春辰说。
在摄制电影的同时，沃霍尔也涉足了音乐领域，为很多乐队的专辑设计封面。作为“地下丝绒”乐队的经纪人，为这支实验摇滚乐队的艺术取向奠定了基础。在乐队首张也是最经典的专辑中，歌曲中不断重复着简单的三四个和弦和享乐主义的歌词，就像沃霍尔重复他的作品一样。
沃霍尔亲自设计的专辑封面是白色背景上一个黑黄两色的香蕉，却制造出过目难忘的视觉效果，“大香蕉”成为摇滚的一个标注，波普的经典。
“说他是一个商业画家绝对是误解，他的系统叛逆了整个商业社会，最终把它拉到艺术上。”王春辰说。一位画廊负责人曾讲了个笑话，说他们给客户谈艺术，而跟艺术家讲自己的作品。
沃霍尔是从大众生活中来，从消费社会里产生，去反映图像泛滥、物品快速生产的时代特征。很多人做出的东西是消费品，而沃霍尔却把商业模式当成艺术来执行，代表了二战后资本社会对文化结构运行的支撑。
重回现实的思考
有意思的是，展览当天，当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在展览开幕式上致辞时，一位中国艺术家在拥挤的观众席后排投放了大群苍蝇，观众纷纷躲避，开幕式也不得不暂停，放苍蝇的艺术家随后被警方带走。当天这位叫华伟华的艺术家在微博上证实：“2013年9月29日下午5点，安迪·沃霍尔回顾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我带领苍蝇军团的弟兄们在这里完成了我的作品。”
埃里克·辛纳在随后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作为艺术家，应该非常清楚的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很重要，但一定要用合适的方式。采取这种令人震惊的做法是不会奏效的，作品要以对社会深入的沉稳的思考为核心。”
放苍蝇行为还在发酵，在微博上形成了两方意见的大讨论，批评者多认为艺术家是在投机。但更多的艺术家认为艺术是一种表达，喜欢与否是另外一回事，应该给予艺术理解和包容。
我们还获悉沃霍尔在北京的展览差点夭折。而现在央美美术馆展厅面积比沃霍尔美术馆原计划的展览面积还是少了三分之一。“一些作品还在箱子里放着呢，这是挺遗憾的，但至少大部分的展览能够实现，概括性地展出了沃霍尔的创作过程，比以往看到的作品要丰富得多。”王春辰说。
在展览现场，有的观众对沃霍尔的纸板箱雕塑直接表达了疑问，“这样的作品很简单吗，我也会做。”对此，王春辰表示，布里洛肥皂垫盒在60年代以来的美术史和研究上特别重要，学者讨论为什么这样一个普通的包装盒能变成艺术品，而生活中一模一样的包装盒却不是艺术品，艺术体制和制度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收藏、展览、批评、研究构成一个大的生态，没有这个生态就不构成艺术。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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