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旧上海的大收藏家还包括，潘达于先生(1906—2007)，她的收藏来源于祖上潘世恩、潘祖荫家族的收藏，其青铜器和字画等藏品蔚为壮观，最有名的是大克鼎(现藏上海博物馆)和大于鼎(现藏北京国家博物馆)；还有地产大王周湘云先生(1878—1943)的收藏，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怀素《苦笋贴》和米友仁《潇湘图》即来源于他；顾公雄(1897—1951)与沈同樾夫妇源自苏州“过云楼”的收藏；龚心铭、龚心钊兄弟的收藏名品有“商鞅方升”等，为世间孤品；钱镜塘先生(1906—1983)的收藏，有五代董源的《山水图》和南唐徐熙的《竹雪图》等巨迹；谭敬先生(1911—1991)收藏的名品大都来源于张珩的旧藏；刘靖基先生(1902—1997)收藏有数千件古画……活得最明白的大收藏家或许是丁福保先生(1874—1952)，他是上海结核病防治医院的开创者，中国古钱币界的权威，其撰写的《古钱大辞典》至今仍然是不可撼动的权威著作。在他身前就将自己的房产、田地和收藏全部捐出。他说，“与其收藏于一家，不如藏之于团体，因团体较一家为永久也。与其散诸于他人，不如散诸于自己，因自己较他人为好也。”

　　以上罗列的这些收藏大家，不过是浮在旧上海收藏界之海平面上的冰峰，水面之下，依旧是龙飞凤舞，名家林立，名品如云。我最近研究了两位属于旧上海时期的收藏家，一是张律均先生(1901—1988)，常州金坛人，1921年才开始为上海金城银行工作，后来成为副经理，在当时最多也就算是金领阶层。晚年他返回故乡生活，将自己在上海收藏的136件文物捐给了金坛博物馆，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多达七件。另一位就是前文提及的陆质雅先生，他的收藏中仅齐白石印章就多达500件(系“文革”抄家后的返还物)，许多是齐氏艺术的极品，国之瑰宝。这两位只是上海收藏界默默无闻的收藏家代表，由此足见旧上海的收藏风气之炽热。

　　从上世纪30年代始，至多到1949年止，上海作为中国收藏中心城市的时间，当不超过30年，如同白驹过隙一般匆忙。

　　我们知道，上海不是类似于陕西、河南、山西这样的中国文物大省，由上海辖区内所出土的文物十分有限，而上海博物馆确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收藏大馆，在国际上也声名显赫，而它出色的藏品来源大多得益于旧上海这些收藏大家的贡献。

　　2012年12月18日，我应邀参加了刘益谦王薇夫妇的龙美术馆开幕式。看着琳琅满目的藏品，心想，他们夫妇是当之无愧的上海当下最了不起的收藏家，与上海的收藏传统相比，昔时别人捐给了国家的博物馆，今日他们自己创建了博物馆，这就是时代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