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面被一个皇帝的偏好所打破。明代初年，明成祖朱棣得到由朝鲜国进献的折扇，喜爱其收放自如的方便，便令内府仿制之。宫廷在成都仿制折扇，每年近两万柄，往往还成为皇帝赏赐群臣的礼物。上行下效，折扇在永乐年间开始广泛流行，成为扇子的主流。折扇的工艺也迅速提高，扇骨的材质有竹、木、象牙、犀角、玳瑁等，扇面用纸分为素面、蜡笺、泥金、洒金等多种类型，制作精工。折扇以其体小、便携、式样优雅、宜书宜画等特点，受到文人墨客的钟爱。

　　明代扇画的真正兴起，是随明朝中后期的吴门画派流行起来的。“到明代四家，唐、沈、文、仇始为书画，蔚为吴下人书画扇面之风气。”以“吴门四家”文徵明、沈周、唐寅和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继承了元代文人画的传统，尤为喜爱表现吴中山水。当时以泥金扇面最受推崇，配上吴门典型的设色或青绿山水，尤为惊艳。如今的拍卖行遇到这种拍品，往往也会多加三分之一的价格起拍。据说唐寅曾在扇子正面画一枝桃花，张灵在花下添了一半身美女图，祝枝山在扇子的反面狂草挥洒，写下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能卖到时价二十两银子。吴门画派的后来者，如“松江画派”、“清六家”、“四僧”、“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等，都在扇面艺术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页。

　　明人制金扇，配料十分考究，保存至今日，鲜有金色发黑残损的情况，且不易有蛀虫。明代江苏一带的文士极爱折扇，有以扇随葬的风俗。1973年吴县洞庭山明墓出土有文徵明、申时行的两把书画成扇，时隔400多年，在棺材尸水中浸泡过仍不失光泽，出土后开合自如，金光照人。这一点连清代制品也自叹弗如。

　　扇面之美与收藏之乐

　　随着造纸业的兴盛，扇面艺术在明、清两代发展到鼎盛，几乎所有的文人书画家都有在扇面上写书作画的典型经历。明代士大夫之间相互赠扇，炫耀雅扇已是一种风气。讽刺的是，在清初人写的笔记中，甚至提到南明弘光朝的大学士们在朝堂上讨论的不是清兵压境，而是应否在十月天气炎热时使用扇子。清代此风更炽，涌现许多制扇的名家，而“制一扇，所费数金，而人必数扇，且辗转丐求名手书画，以相夸耀”。毕生雅好书画的乾隆皇帝，曾命礼部尚书、画师张若霭将宫内所藏元、明两代折扇三百把编目作序，题名为《烟云宝笈》出版。后下至官吏文士，商贾市俗，莫不以手持名人书画的折扇为雅事。团扇也在式微近300年后，直到清末又忽然活跃于书画家的案头。

　　为了更好地保存，许多收藏家将书画扇面直接裱成册页，而没有制成成扇。还有人将成扇扇面揭下，装裱后收藏起来。因此古代扇面书画大多以册页的形式保存至今。折扇扇面的特殊形制，正是其魅力所在。有科学研究显示，人的双眼平视时，最舒适的视界是落在竖短横长的符合黄金比例的矩形之内，并且视角在120度。这恰好与市面上最常见的16与18档折扇张开的角度和长宽比例相合。扇面在形态上具备先天的优势，体现了中国古典美的和谐匀称。

　　扇面较之手卷、中堂、横批、册页，创作多不易，故有“求扇一页，胜画之尺”之说。祝枝山是一位擅长扇书的大家，但他对折扇书法曾有个著名的比喻：在规则凸凹的折扇上书写，犹如舞女在瓦砾堆上跳舞，即使是飞燕与玉环来跳，也会减了几分媚态。而扇面的弧度，对以大片风景入画的山水扇面而言，需要其抛弃通常直线地平线的处理，而多沿扇形作弧线构图，更讲究布局的精当巧妙。

　　扇面的独特神韵，古往今来让无数收藏家魂牵梦萦。明代徽商收藏家汪爱荆，曾以100幅宋、元的扇面裱成一座画屏，人称“屏山”。现代著名的书画家吴湖帆，精于扇面收藏。他以祖上遗留了若干把“状元扇”为引子，曾亲手编制了清代状元名次录，按图索骥，历时20多年之久集藏了70多位清朝状元书写的扇面。后来他将其悉数捐赠给了苏州博物馆。老舍生前以收藏扇子而出名，他的收藏囊括了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俞振飞等顶尖戏剧名伶的作品，共有100多把，都很有来历。比如梅兰芳表演极讲究“扇子功”，他每次主演《晴雯撕扇》前，必定亲笔画一张扇面，装上扇骨带到台上，然后当场撕掉，已成规矩。琴师徐芝源看到后，颇为心疼，有一天等散戏之后，偷偷把梅兰芳撕掉的扇子捡回来，请裱师重新裱装好送给老舍。老舍大为感动，从此对名伶的扇子倍加钟情。可惜这些珍贵藏品“文革”后被抄走，低价转卖，不知所踪。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