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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拍，院体画是古代书画中当之无愧的主角，南宋画院领军人物马远的《高士携鹤图》和《松崖观瀑图》、清朝宫廷画家董邦达的《葛洪山瀑布》等均以不菲的价格成交。而就在去年，当中国拍卖行业遭遇最冷“寒流”，古代书画中降温最快的也是院体画。院体画为何总是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般的敏感度？和文人画相比，它有何长处与不足？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院体画和文人画各自的艺术价值？对此，不妨听听各方专家的分析。
正方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 周彦生：
院体画也有文人画的悠长意蕴
在古代，皇帝会将他认为最优秀的画家集中在画院里，为统治阶级服务。院体画的内容主要是描绘花鸟、山水、人物，特征是讲究法度、构图严谨、工笔重彩、带有装饰性的味道。就像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一样，院体画也曾经是历朝历代的“国粹”，是当时的主流艺术，代表着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
但是，不知道从何时起，国人的印象中种下了一个概念：院体画大都是工笔画，缺少思想内涵，只能算是“雕虫小技”。从风格上说，文人画高于院体画；从技法上说，写意画、水墨画又高于工笔画。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当年在广州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特意翻阅了很多资料，发现这个误解由来深远，在元朝的时候就已经是主流观念了。而事实上，元朝时，绘画的工具材料发生了一些变化，绡素逐步被纸张代替，而用纸作画可用干笔皴擦，为水墨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当时一些重要画家的倡导，使得水墨画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画工笔画的画家日渐稀少，水平也趋于平庸。对工笔画的轻视，认为其不登大雅之堂的看法由此产生。
事实上，我们只要去故宫博物院瞻仰一下两宋时期的院体画，就能知道在历史上，工笔画曾经达到一种如何登峰造极的境界。不仅仅是技巧、构图上的完美，也不缺乏文人画身上那种悠远的意境和内涵。如果说五代时期的宫廷画家黄筌细致入微的描摹是典型的工笔画的话，那到了北宋的赵佶，他的工笔画中已经开始有了文人画的内涵。比如赵佶的《十二珍禽图》，那上面的小鸟，既是写实的，也是写意的。而且，赵佶不仅画得好，也会像文人画那样在画上题诗跋，比如著名的《芙蓉锦鸡图》。台湾曾经有个评论家说，赵佶的画虽然是工笔画，但也算得上是文人画。
院体画和文人画并不是决然对立的，是不是文人画，得看其中的艺术含量是多是少。不见得随便撇两笔水墨，就是文人画；也不见得画工笔，采用一种写实、绚烂的形式，就一定缺乏内涵。对此，两宋时期的院体画是最好的佐证。它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巅峰之作，就是它成功地将工笔画的技巧、细腻，同文人画深远的意蕴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一直以来，我都是画工笔画多，是因为我心里有些不服气。我想恢复工笔画宋朝时器宇轩昂的气派和地位，我还想凭借我的理解和能力，赋予工笔画新的生命力。在三十多年的实践里，我将油画、日本画中的种种元素借鉴到了工笔画中，使工笔画更加绚烂，并且具有时代感。我希望以我的实践证明：水墨画和工笔画根本就没有高下之分，而工笔画的“法度”也并不必然成为一种束缚。就像写诗要有平仄，唱歌要按照节拍一样，工笔画中的规矩其实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美感的集合。在掌握住最基本的原则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著名收藏家 朱绍良：
南宋院体画是绘画史上最璀璨的篇章
此次秋拍中董邦达的《葛洪山八景》，每一开都有乾隆的御题，拍出5000多万元，价位算是比较合理的，但马远的《高士携鹤图》和《松崖观瀑图》分别拍出2472万元和3400万元，应该算是个“大漏”。马远不像董邦达，也不像齐白石、张大千——现在价位高企，这次拍不到，将来还会有机会，马远的真迹在民间极其罕见，一旦错过，可能今后十年、二十年都很难遇到了。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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