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希宁之子于衍堂1934年生于山东潍县，自幼随父熏习，饱饫家学，195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受业于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王式廓、蒋兆和等，1958年毕业于中国画系，是中央美院第一届本科生，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艺术家。当时，中央美院的教学体系是纯粹的“徐悲鸿式”，极为重视西方学院派传统造型基本功的训练。1953年与1954年入学的是中央美院历史上仅有的两届五年制本科，前三年不分专业，以学习素描为主，后两年分科为国画系、油画系、版画系。在中央美院就学时，于衍堂就突显了超强的素描能力，其素描作业经常在学校走廊里展览示范。在融合中西的各种道路中，徐悲鸿选择吸收经受了最长时间检验的学院派传统，而不是新鲜时尚的现代主义。今天回顾历史，惯看西方现代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轮番上位，风格扩散，尤其是杜尚之后，现代艺术走向观念和行为(这些中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在禅宗和魏晋风度中表现得绚烂耀目)，徐悲鸿当时看似保守的选择，实则为中国画引进了西方艺术最根本的东西——造型。这一养分在于衍堂笔下结出了硕果，其作品丰富了中国画表现力的厚重与结实，皆有赖于造型能力之强。

　　造型上绝无差池这样过硬的底子，为于衍堂对各种风格的探索提供了自由。在20世纪80年代，于衍堂表现草原生活和节日的《朝霞》、《妇女代表》、《姑娘追》等作品，就和黄胄一样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可贵的是，于衍堂没有把这种“熟”透的风格当作“一招鲜”的老本，同期作品“草原风情”系列剥离了作为语境的背景，只留下出生、学步、哺育这样普遍性的生命情节，使作品从对某一场景的氛围渲染抽象为对生命的整体关照。于衍堂在西北工作、生活了近二十年，曾多次去敦煌考察、工作，除留下来一批珍贵的复制壁画，他还以敦煌壁画为元素，吸收其线条的造型特点以及西方印象派表现色彩的笔触，创作了在色彩与形式上极具实验意义的“敦煌印象”系列。于衍堂从来不把自己的艺术局限在对某一风格的重复，最能代表其成就的水墨肖像与人物写生作品，其中有以墨块的浓淡枯湿丰富的色彩层次为元素进行块面造型的雕塑风格(如“祖孙图”系列等)，有线条如草书一般自由表现又兼有造型功能的书写风格(如“阿万仓写生”系列等)，这一切都是与同时代画家绝不雷同的个人创造，但他从不重复自己，纵其一生从未停止过探索。现代中国画突破传统的笔墨程式，丰富表现形式的先行者是林风眠，林风眠创造的形式在吴冠中与黄永玉的作品里得到了继承与强化、发展，于衍堂没有学习林风眠的风格，但他和林风眠一样勇于探索并创造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于衍堂是现代中国画“林风眠之路”上走得最远的一个。

　　中国画现代之路，融合中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最大的误区就是用画油画的方法画中国画，这种画本质上不是中国画，而是中国画材料的油画。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分清中国画与油画本体上的不同。中国画注重生命的表现，油画注重物的刻画，这是中西文化属性的区别。比如，同样是结实的造型，塞尚的苹果刻画的是物的体量感、其占有的空间，于衍堂白描的胡杨树表现的则是生命力的强大。同样是表现有生命的人，油画注重的是人的肌肉、骨骼、身体的比例这些物理性的因素，中国画则注重人的气质、心理这些情感的因素。中国画历来重视笔墨，于衍堂不是通常的临摹芥子园出道的国画家，但他的笔墨是非常传统、非常纯粹的中国画笔墨。这得益于其父于希宁的教导：重视书法与白描的练习，每天坚持用毛笔速写。笔墨不仅仅是绘画语言，如果一幅合格的中国画是一个生命体，笔墨就是它的呼吸。所以，谢赫首倡“气韵生动”，石涛强调“生活”。万物皆生于情，活的笔墨必须贯注以感情。于衍堂是一个天生有激情，毕生保有赤子之心的人，有纯粹的感情，方有纯粹的笔墨。从他的“家庭速写”中，我们能感到亲情的温暖，从他笔下儿童、农民的肖像中，我们能感到大爱的质朴。于衍堂的作品自由地吸收了西画之长，而仍归于传统，归于笔墨中灵动的生命之光，他擅长造型，但他创造的结实的形象，不是西画的固化的“形”，而是中国画的生命从“形”度过而留下的“象”。在现当代中国美术史上，于衍堂不仅是精擅现代造型勇于探索而归于传统的标志性画家，而且是中国画百年现代进程徐悲鸿之路、林风眠之路、黄宾虹潘天寿之路“三路归一”的集大成者。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