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稚柳先生的公子谢定伟一直希望将其父写给学生吴灏的书信公之于众，经过一段时间的商量，确定了大体的规模和框架，并且得到了吴灏先生的公子吴泰不遗余力的帮助，将诸多谢老写给吴灏的信件一一扫描、拍摄，并做了大部分的释文；郑重先生得知此事后，亦于百忙之中拨冗为之作序。通过大家的合力，在2013年岁末，这本《谢稚柳书信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大家对谢稚柳先生是耳熟能详，对于吴灏先生恐怕会略显陌生，吴灏，1930年生于佛山，字子玉，号迟园、迟居士、退园词客等。其先祖为清湖广总督吴荣光，是著名学者、书画鉴藏家，亦善书画。吴灏的祖父吴赤云、父亲吴焕文都是中医，亦好书画，故吴灏也曾从父习医。祖父富收藏，见吴灏幼时便喜欢东涂西抹，即命其学书，并临《芥子园画谱》。七岁那年，吴灏就看了《高奇峰荣哀录》(里面收了高奇峰五十多幅作品)；1942年，吴灏的父亲带着他拜访因香港沦陷而回到佛山的岭南画派著名画家黄少强，且欲从其学画，但因日寇入侵佛山而未果(吴灏1955年娶黄少强幼女画帘为妻，琴瑟和谐，岂料风云突变，黄氏在“文革”期间投荔湾湖自尽)。

　　1948年吴灏考入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为丁衍庸所器重；同年，从赵少昂游。也是在这一年，吴灏通过同班同学容璞的介绍，与容庚先生相识，并渐渐成为忘年之交，特别是遍观容庚颂斋所藏书画，这对吴灏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自身书画艺术有所长进，而且鉴赏的眼力也水涨船高。

　　至于谢与吴的师徒情份，说来也颇为曲折。根据吴灏的自述，虽说他自己和岭南画派有很深的渊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自己并不是非常喜好岭南一脉的画风，在20岁的时候，于故乡佛山认识了梁天眷先生，雅好文艺，能写得一手清雅媚秀的褚字，并能画工笔花草。梁天眷曾在南京与黄君璧同舍，抗战时一起入蜀，当时黄、梁在重庆也是同租一房，而且在公园旁边，有林木之胜。那个时候，许多画家如徐悲鸿、张大千等亦入蜀，不时到他那里清集，其中就有谢稚柳，是最年轻的一位。在雅集之时，大家不时乘兴挥毫作画，梁天眷由此得了不少的作品。而吴灏正是在认识了梁天眷之后，见到了当时那批名家的手迹，特别是谢稚柳的画，觉得潇洒清逸而柔媚可爱，让其一见倾心，非常向往谢之妙笔，按照吴灏自己的话讲：惟主人不肯割爱，从此心中怏悒，魂梦为劳者数岁。

　　不过，峰回路转，到了1953年，吴灏迁居广州仰忠街天马巷，恰与谢稚柳好友李天马比邻而居，李天马得知吴甚喜谢稚柳书画，遂热心为之介绍引荐。吴灏即将其所临陈老莲《隐居十六观》中之《嗽句》一图寄与谢稚柳，谢稚柳回函云：画笔清新而生动，可教也。吴灏遂忝列谢之门墙，执弟子礼，并寄去一幅石涛《兰石》斗方和一包海味聊表贽敬，惟一南一北相距甚远，不能时时会晤，故都以信件来往的形式请益于谢稚柳。而当吴灏与黄画帘结婚时，他给谢稚柳寄去一幅夫妇二人坐在越秀公园湖畔的照片，谢稚柳收到后即作双钩院体《荷花鸳鸯图》以为贺。自此，吴灏每有新作(包括书画乃至诗词)，就寄给谢老，请其品评，开始了一段鸿雁穿起的师徒情谊。一直要到1957年，谢稚柳、陈佩秋夫妇来广东，吴灏才第一次与老师相见。

　　他们师徒这种书信“函授”的方式却因“文革”受到了影响，吴灏之妻于1970年投湖自尽，吴不仅要强忍丧妻之痛，更需独自抚养二子一女；谢稚柳也受到批斗，包括容庚先生，根据吴灏的回忆，也曾一度有自杀的想法，多亏被萧隽英劝住。吴灏自云：“十年动乱，荆妻逝去，生活困难尚要父兼母职。当时已离开了广东省博物馆，落在街道的服务站，当了学习、生产、救护的组长。生活靠写一些工艺品来维持。除了必要的工作外，一心一意还能陶醉在自己的爱好上，作画写字，篆刻诗词都列入我的功课，亲朋不来，也不寂寞。幸好中山大学的容庚丈、陈寂丈时来探访，得与容庚丈鉴评古代书画，与陈寂丈唱酬诗词。当日不时停电，晚上孩子们睡去，捡出谢师、陈寂丈与温州方介堪丈寄来的诗词，可和则和，可答则答，一灯如豆。隔邻有棵小榕树，枝叶在月色中斜映在我的窗下，推敲一字一句，不觉停电之苦，亦暂且忘却悼亡之悲矣。”所以在那段时间，师徒之间虽不曾断绝书信，但来往不是很密切，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谢稚柳将自己在上海公园里的一张照片题了字寄给吴灏，吴即将与二子一女的合家照回寄，谢稚柳收到后回函云：“弟一家照片已收……与弟十年不相见，已不是当年风度，年华又一程矣。”从此相互通信往来又密切起来。而《谢稚柳书信集》中所收信件也基本上是从那段时间开始的，直到九十年代。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