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把始于197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称作“新时期”。这个历史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是时，中国文学被推向时代前沿，引领社会思潮、臧否社会现象、引领社会脚步。期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两人，擎起南方文坛之旗，领一时风骚。

　　高晓声以《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名噪中国文坛。论者以为，是继鲁迅后刻画中国农民文学形象最成功者，亦是中国农民在中共建国后，生活状态与生存状态在文学作品中最真实的反映与写照。

　　陆文夫以《美食家》为个人文学创作之巅。论者以为，以人的“美食权利”为切入口，通过一位嗜吃如命的苏州吃客朱自冶一波三折的吃客生涯，艺术地概括中共建国以来几个历史阶段的经验教训，是现代文学一个独特的视角，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与社会内容。

　　自春秋立郡后，常州历来是“千载读书地”，又是“历代名士邦”，文人士子如过江之鲫，其中因为中国文化作出巨大贡献而名列青史者亦不在少数。值得骄傲的是，高晓声、陆文夫两位1980年代中国“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性作家、亦是新时期南方文坛两位标志性的作家，一位土生土长于常州，一位祖籍是常州。

　　中国人的“祖籍”，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有人会根据家谱，把自己的祖籍弄到最著名的那个人物那里。譬如姓“诸葛”的人，如果家谱上载是诸葛亮的后裔，就有可能说自己是“南阳”人。在《红楼梦》研究中，那些有学问的研究专家其实连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一个叫“曹雪芹”的人、那个被叫做“曹雪芹”的人究竟是不是《红楼梦》的作者都没有弄明白，就考据出了曹雪芹的“上古祖籍”“中古祖籍”“明清时期祖籍”“近世祖籍”“远世祖籍”“关内祖籍”“关外祖籍”等等。这种“祖籍计算法”，把“祖籍”这个在中国古代非常清晰的家庭概念，弄得混乱无比。

　　“祖籍”一说，在中国文化中有约定俗成的定义，即“论籍不出三代”。换言之，“祖籍”之说，只论及爷爷。爷爷的籍地在何处，祖籍就在何处。

　　关于“籍”的概念，最初来自汉代。《汉书·高帝纪下》中记高帝五年诏书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此语中“名数”一词，颜师古注曰：“名数谓户籍也。”《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载：“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司马贞注曰：“无名数，若今之无户籍。”

　　上述之“户籍”，即“祖籍”之“籍”的由来。简单地说，就是从汉代起，中国就有了户籍管理。汉朝政府规定，一个人，犹如一个公司，必须要注册。这种注册有两种意义：一、明确居住地。二、明确职业身份。举个例子：《初刻拍案惊奇》第14卷中《酒谋财于郊肆恶》一文，有“这段话在山东即墨县于家庄。有一人唤名于大郊，乃是个军籍出身”一语。这里交代了一个叫“于大郊”的人，居住地是“山东即墨县于家庄”，职业身份是“军人”。

　　中国古代，“籍”与“贯”通用，换言之，“籍”又称作“贯”，乃至“籍贯”合用，成为词组。《魏书·景穆十二王列传》“遥以诸胡先无籍贯，奸良莫辨，悉令造籍”，即是此例。其使用痕迹一直影响到现在。

　　因为有了“籍贯”的概念，加上人口居住地常有变动，于是就有了“祖籍”的说法。由于远祖居住地对本人影响并不大，按中国古代男子常在40余岁就当爷爷、且家庭聚居的情况，对后代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爷爷。所以，国人研究人物时，一般是上溯三代，把爷爷的籍地，作为被研究人物的祖籍地，以示祖父辈对其习俗、文化、思想及其成就的影响，以及其生活习惯、风俗喜好、语言状态的来源与连贯性。这也是中国文史研究中，凡提及人物，一般都要说明其人是“何方神圣”的原因。

　　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国家档案局1991年颁布的《干部档案工作条例》规定：“籍贯填写本人的祖居地（指祖父的长期居住地）。”从此条规定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上述历史观念的存在。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