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日常州青果巷西首，距离南大街约百米处，有一南北走向的小巷，其北入青果巷，南接小马园巷。巷中有一小庙，名太初庵，此庵为明代万历进士郑振先舍宅所建，因郑振先字太初，故作庵名，亦作巷名。此巷虽小，当时却人人皆知，因为郑家曾发生过一件惊天奇冤，令人惨不忍闻，以至不称它为太初庵，而叫其为“太惨”庵。

　　这故事发生在明代末期，落在郑振先的儿子郑鄤身上。

　　郑鄤（1594～1639），字谦止，号峚阳，常州府武进县人。出身名门，父亲郑振先、伯父郑振光均是进士出身。郑鄤本人聪颖博学，少有文名。所交游者，如孙慎行、陈继儒、徐霞客等均为一时俊彦。万历四十年（1612），十八岁中举人，天启二年（1622），二十八岁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他与同科的文震孟和黄道周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决心要为朝廷和百姓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郑鄤自入翰林后，性格锋芒毕露，颇有恃才傲物的名士风度。文震孟上书《圣学疏》，矛头直指魏忠贤，被朝廷留中不发。郑鄤则随即上《谏留中疏》，声援文震孟。并公开议论说：“留中不发，其深处必有暗藏杀机之奸气。” 郑鄤奏疏中的两句话，“权珰之炀竈”、“奸辅之藉丛”，被人广为传诵，以至“纸贵洛阳”、“燕都价重”。《谏留中疏》使他政治上成名，却也留下祸根。结果是他与文震孟一道被罢免还乡。

　　还乡后，为逃避阉党的迫害，郑鄤遁迹山水，西游庐山，但在途中听到魏忠贤把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迫害致死消息，又不胜悲愤，写长诗《黄芝歌》，发泄不满，把诗文作为向阉党作斗争的武器。魏忠贤知道后派人加紧对郑鄤的监视，于是郑鄤再次外出避祸。南度梅岭，到五羊城，进罗浮山，登飞云顶。

　　直至崇祯元年（1628），阉党垮台，时已三十五岁。三月回家，官复原职。八月再奉旨原官起用。尚未行，父亲去世，守孝三年。接着母亲吴安人丧，又守孝三年。 

　　崇祯八年（1635），郑鄤守孝期满，已经四十二岁。八月二十五日起行赴京候补，十月十三日抵京。关于郑鄤重回北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孙慎行被推荐入阁，力邀郑鄤一同进京。另一种说法是钱士升向当时的首辅温体仁推荐郑鄤。

　　进京后，郑鄤怀着“达则兼济天下”宏伟抱负，拜见内阁首辅温体仁。然而，就因为这次见面，他得意忘形，祸从口出，坎坷命运，好容易熬到出头，竟一下子又急转直下，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根据抱阳生《郑鄤始末》记载，郑鄤拜见温体仁，两人交谈情况，可见一斑：
　　温体仁曰：“南方清议如何？”
　　郑鄤答道：“人云国家需才，而庙堂未见刚才。”
　　温体仁曰：“非不用才，天下无才可用。”
　　郑鄤道：“用人则才出，不用则才伏。方今防边荡寇最急，能如萧相国之识韩淮阴，宗留守之识岳忠武，何患不能成功？”
　　郑鄤张狂自负，露才扬己，全然不知明哲保身，已经吃了多年苦头，却是好了伤疤忘了痛。面对朝中奸佞，只顾慷慨激昂，说个痛快。郑鄤位卑言重、咄咄逼人的气势，使贵为内阁首辅的温体仁极为反感，恼怒成怒，杀机由此而生。当郑鄤告别温体仁之后，还沉浸在自己兴奋中的时候，他竟连做梦也没想到，一场惨绝人寰的冤案即将降临他的头上。
　　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与温体仁狼狈为奸，合谋陷害郑鄤的竟然是三位常州亲友。一是他的亲舅舅吴宗达。吴宗达是朝廷大学士，与温体仁为同僚，曾因私愿未遂，恚恨外甥郑鄤，遇此机会，便与温体仁一拍即合，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的罪名起草奏疏，由温体仁亲自出面弹劾郑鄤。二是中书舍人许曦，继而上书，为之响应，奏称郑鄤不孝渎伦。三是郑鄤弟号四将军者，受许曦贿赂，出庭作伪证。三管齐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此，谈迁说：“鄤继母，大学士吴宗达女弟，而鄤薄于宗达，尝揭其杖母蒸妾等事。……温体仁卽以宗达所揭入告，下狱。”（《国榷》卷九十四）。陆继辂说：“（郑鄤）通籍后，屡以直言忤乌程（温体仁），乌程思中伤之，谋于中书舍人许某。许某者，亦武进人也。诬奏鄤杖母，大逆不孝，而鄤弟号四将军者，受许赂，证成之。鄤不忍自明，以显二亲之过，遂论死。……此事我乡少长皆知之” （《合肥学舍札记》）。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