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画收藏有个“主轴”，就是文化名人的手迹。在我撰写的文化名人的纪念文字中，其手稿、书画和信札的收藏，又差不多全都是文化人自己书写或绘就的。而著名学者余冠英先生，却是个例外。他本人写了，还将家藏的其岳父及阿舅的字画和友人钱锺书的信札五六件，亲手或通过邮局寄赠予我。

　　余冠英先生是古典文学专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解放前担任过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在清华等校广大师生开展的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斗争中，在激烈的历史命运的抉择时刻，余冠英坚决地站在了人民一边。1948年6月18日，他与朱自清、金岳霖、吴晗、陈梦家、钱伟长、朱德熙等毅然在著名的百十师长严正声明，即《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名，表现出了一名爱国知识分子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进步立场。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他毕生致力于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培养出大批人才。他待人谦和，治学严谨，见解精道，是知识界成就卓著的前辈学者。由他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我国高校文科必读的范本。经他主持编选的《唐诗选》，亦属学界所公认的唐诗最佳选本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末，经诗人张志民先生介绍，我开始与余冠英先生通信。余老接信即复，信曰：“业文同志：手教奉悉。过誉处实不敢当，先生爱收藏作家、学者手迹，来书所举者，丰子恺先生，愚未曾识面，其他皆师或友，皆愚所素敬爱者。愚自幼懒于学书，曾因字劣为长者所呵。成年后又难得闲静，亦未曾习字。先生错爱，欲得愚字迹，留作纪念。厚意如此，自不敢藏拙。惟时间尚须稍缓，因前月跌跤，肩肘外伤未愈。秋凉当奉寄小幅求正。顺颂时祺  余冠英再拜  1989年8月2日。”

　　1990年秋，我去北京紫竹院昌运宫拜访余先生。一见我，他乐呵呵地说：“我们是大同乡，想你几天了。你想要的东西，我写了。”一口扬州话，坦诚又亲热。闲谈了一阵子，余先生留我午餐。一大盆香喷喷的菜肉水饺端放在台上。问我：“北方面食喜欢吗？”我连连点头。他说：“我一直喜欢用我们江苏镇江香醋。山西老陈醋，偶尔也来一点。”白胡子碰上筷子上的水饺，他开心地笑了。饭后，余先生让孙女儿陪访钱锺书先生。聪明漂亮的孙女儿娇滴滴地眉头一皱：“爷爷，你烦死了，我不想去。”听到访问钱老，正中我下怀。我试探问道：“余先生，我陪你去合适吗？”余老沉默片刻：“那也行。”于是，他让文学所司机带上我前往钱府。

　　回常后，我们还通过几封信。我将《扬州诗词选》和《美丽的五亭桥》摄影画集寄给他。他也先后寄来自己编撰的《诗经选译》、《乐府诗选注》和《汉魏六朝诗选》送我，还寄来他的诗作、他岳父、阿舅的诗和画，并在书信上说：“业文同志：寄上拙书一纸。首先，我应请罪，原拟于去年国庆节写奉，不料连续卧病，缠绵床榻。直至最近始能握管。腕力甚弱，几不成书。惭甚！……捡得旧藏书画二幅，稍可玩赏，谨以奉赠……此二幅扬州陈重庆画、陈含光书（重庆是我的先岳父，含光是其次子，二人俱工诗文书画，均已逝世，皆扬州有大名）。    顺颂 时祺  弟 余冠英 2月25日。”

　　如今睹书读信，甚为自责惭愧。我有何等功能德行，令余老这位誉满华夏的大学问家为我的私心欲念如此费心操劳呢？余老的白胡子、白眉毛、纯正的扬州乡音、宽厚仁慈以及敦睦友善的学者形象，至今还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文/李业文 魏作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