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传统时代，血缘、地缘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也是循序渐进的。蒋维乔在上海的交际圈主要还是以同乡为基础，但又多了同行、同事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

　　我们随便抽取他1907年一年的日记，进行了一个抽样检查。这一年与蒋维乔交往最多的是严保诚、庄俞、沈颐、许指严、杨廷栋，其它经常见面的还有高梦旦、虞和钦、徐镜涵、钟观光、于定一、张元济、夏瑞芳、徐念慈、胡君复、程璋、蔡文森、陆镜若、陆尔奎、丁祖荫、胡尔霖、曾朴、庄启、谢仁冰、徐果人、沈同芳、刘垣、谈珵熙、丁同曾、程炳熙、顾倬、孟森、孟昭常，一共有28人，其中严保诚、庄俞、沈颐和他既是同乡，又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他们除了经常出现在同一个饭局外，平时喝茶、聊天基本上也在一起，就连上浴室洗澡也经常会碰到。他们3人及许指严可以说是蒋维乔一生最好的朋友。杨廷栋、徐念慈、丁祖荫是他在南菁书院的同学，从此结交。蒋维乔还通过徐、丁2人结交了其常熟同乡曾朴。徐念慈、丁祖荫常往返常熟、上海两地，故见面次数不如杨廷栋多，但关系也仍然亲密。曾朴、徐念慈创办《小说林》，蒋维乔也常参与撰稿，还积极帮助修改稿件。张元济、高梦旦、夏瑞芳是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兼领导，他与3人见面都是工作上的应酬。钟观光是他在南菁书院的老师，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到上海便是与钟观光有关。他到上海之后，又经常到钟观光参与创办的科学仪器馆参观研究，由此结识虞和钦。胡尔霖、蔡文森、顾倬3位无锡人是他常州府的大同乡，蔡文森还是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再加上志同道合，所以他们也时常见面。此外剩下的13人都是他武进的小同乡。胡君复、程璋、陆镜若、陆尔奎、沈同芳、刘垣、丁同曾、程炳熙、孟森、孟昭常当年均在上海，胡君复、程璋是他很早的朋友，而和陆尔奎等人的不时见面，与当时参与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如苏路运动，如江苏教育会等有关。于定一、徐镜涵则在常州，也因从事各种社会政治活动，或处理各种问题如学务等，常常往返沪常两地。庄启、谢仁冰则是他的老朋友，谢仁冰在北京读书，庄启在比利时留学，偶尔回乡探亲，中间停留上海，老友相聚。

　　从这一年蒋维乔的交往名单中，可以发现他的社会交际圈基本上由同乡、同事、同学组成，而同乡在这当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武阳人有16人，加上无锡3人的话，常州府人占了总数的近70%。这可以看出，蒋维乔的人际关系依然没有突破血缘和地缘的限制。常州人大量的出现，当然与著名的商务印书馆的常州帮极有关系。28人中，有严保诚、沈颐、庄俞、许指严、庄启、陆尔奎、孟森、胡君复、谢仁冰8人属于常州帮成员，再加上陆尔奎之子陆镜若以及无锡人蔡文森，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这种同乡加同事的关系，使他们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

　　当然，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毕竟可以给人提供一个更加多元的人际关系网络，所以蒋维乔的交往并没有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他在研究生物、哲学、教育时，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他在南菁的同学徐念慈便是他一生难忘的挚友。徐念慈去世之后，他还常常于午夜梦回时梦见他。蒋维乔还恪遵其临终嘱托，全力照顾徐念慈的家人，将徐夫人接到上海与自己家人一同居住，并介绍到爱国女校任职，维持生计。蒋维乔在青莲阁偶遇民立中学的苏本铫和孙延庚，一见如故，蒋维乔大赞孙延庚“经验甚富，人品极高”，称与其“有倾盖如故之情”，并专门将侄儿忠元送到民立中学读书。而随着商务印书馆网球会、运动会、联谊会等一系列活动的举行，他和同事的关系也日益亲密。

　　蒋维乔的日记中常用“过渡时代”这个名词，他使用这个词大概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在他来上海之前一年的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直至今天依然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过渡时代论》。他在开篇即指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中国的近代的确是一个过渡时代，这种过渡状态恐怕到现在都仍在延续之中，同时这种过渡也是全方位的“过渡”，从政治到社会，生活到心态，思想到学术，无不见证着并反映出某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状态，多元多歧，而又互渗互动。而蒋维乔也可以说是一位“过渡时代”之读书人的典型，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写信要求父亲进行家政改良，但每年过年都要在上海家中祭祀祖先；他追求新思想和新观念，但和妻子鲁兰的婚姻关系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稳定，他和上海的很多新知识分子交往、联系，但交往最密切的仍然是几个从青年时代便认识的同乡好友。他从乡土世界中走来，依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乡土生活心存眷恋，但上海那些新的思想、新的潮流乃至新的食品和新的衣服又让他神往、欣赏，他在行为方式、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中都是中西交融，传统与现代汇为一体，这就是一个典型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