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身材敦实的长者，衣着朴素得和京城大街小巷常见的退休大爷并无二致。“退休大爷”，正是曾历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副院长的王苏民少将。

 

　　家乡，在祖母的乡音和父亲的念叨中 

 

　　王苏民是常州籍“开国中将”王诤的长子，话题自然而然就从王诤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创建者、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聊起。

　　“父亲自1928年离开家乡，直到1978年去世，没有回过武进洛阳老家的那个村庄。”1950年，因接管华东电子系统，王诤在离老家不远的无锡见了老父亲一面，“帮老爷子洗了一次脚，就请人把爷爷送回洛阳了。”王苏民告诉我们，并非是父亲不惦念故土，“实在是父亲怕叨扰了地方。”实际上，常州电子工业的发展和王诤的关心密不可分。在王苏民的印象中，家乡的概念模糊却又清晰。

　　王诤的家族，和我国近代史中若干家庭一样，家族成员的命运在时代跌宕中显示了令人感慨的殊途：

　　王苏民的三叔，是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的烈士。而王诤离家时，妹妹才9岁。岁月动荡中，王诤后来就一直没有这位妹妹的消息，而子女们更是不知有这么一位姑姑，更不知道姑父是曾任国民党军装甲司令官的郭东旸。

　　1978年，已移居美国的郭东旸夫妇，在华盛顿的图书馆里偶然看见《人民日报》上王诤逝世的讣告，“姑姑发现讣告上的遗像酷似她二哥吴人鉴，就给老家去了封信，这才知道果真是早已改了名姓的哥哥。”1992年，郭夫人回国，在老家附近的无锡与家族成员久别后相聚。

　　王苏民1943年在延安出生，“电影《啊，摇篮》说的就是我们这一拨娃娃。”1945年9月为执行中央“抢占东北，建立解放区”的方针，中央决定让王诤随陈云赴东北，可上飞机前，从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那儿传来指示：“王诤留下，随中央工作。”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中共中央撤出延安，王苏民和保育院的孩子们一起“在马背上晃悠了两年”。

　　解放后，“奶奶被接来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了10多年”，从祖母一口地道的武进乡音中，王苏民和兄弟姐妹们感知着江南的家乡。

　　2001年，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王苏民出差上海途经常州，通过“114”查询问路，第一次来到洛阳镇天井桥村，看见了父亲时常念叨的家乡小桥流水。自此，王苏民开始倍加留意、关心与家乡相关的一切。

 

　　父亲的铮铮铁骨就是留给我们的遗产

 

　　“文革”一开始，四机部即受到严重冲击，生产和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尽管如此，部长王诤边接受批斗，边坚持工作。

　　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追问王诤：“你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态度？”王诤答：“我无限忠于毛主席，我反对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多中心，中心只一个，那就是毛主席。林彪不是一贯正确，历史上有错误，文化大革命支左也有错误。”

　　“造反派”问：“你敢把你的话写下来么？”王诤答：“写就写，怕什么！”说罢立即将上述内容写在三张纸条上。“造反派”如获至宝，大标语立刻刷遍了北京城：“王诤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张条子现行反革命事件”。

　　黄永胜等指示，向中央写报告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王诤。周总理看到报告后，转呈毛主席指示。1970年11月14日，毛主席批示：“王诤是有功的，对他的处理要慎重。”11月19日，周总理指示，“对王诤的批判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王诤在建立无线电和侦察敌台方面是有过功劳的，没有发现他有通敌罪行。”1971年6月21日，黄永胜宣布：“毛主席说王诤有功，不等于他无罪。他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王诤不能回四机部当部长，副部长也不能当，马上让他回干校!”

　　一些好心的同志为了争取让王诤早一天出来工作，劝他写个检讨，王诤坚决不写。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瞒着他代写了检讨，并让王苏民模仿他父亲的笔迹签字后，送给了黄永胜。过了几个月，一直没让王诤回干校。王诤有一次问王苏民：“黄永胜怎么还不催我回干校？”王苏民无意中说漏了嘴：“回干校？说不定过几天还安排你的工作呢。”王诤问：“怎么回事？”当他弄清儿子代他签字给黄永胜送了他的“检讨”时，顿时火冒三丈，立即亲自给黄永胜写信，严正声明“那份检讨是别人瞒着我王诤代写的!”就这样，王诤的问题又被“挂”了起来。

　　王苏民感慨地对我们说：“如果说父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他的铮铮铁骨！”

 

　　目睹父亲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1972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王诤是红军无线电的祖师爷，要尽快安排他的工作。1972年6月，王诤受叶剑英元帅委托，带领使用、科研和生产三方面人员赴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南海舰队考察我军雷达抗干扰情况。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子系雷达专业的王苏民，也随父亲参加了考察。

　　1972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重新任命王诤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恢复工作后，王诤首先抓了恢复整顿工作，为电子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1973年新年刚过，王诤被周恩来请到西花厅。总理拿出一张尼克松访华期间送给我国的卫星通信地球站的图片，“这种设备我们能不能制造？建地球站的事交给你，你看两年时间够不够？”王诤当即表示：“三年之内，我们可以造出地球站。”　

　　春节刚过，王诤就带领四机部有关技术人员来到当年电子工业实力最雄厚的江苏省，进行了49天的深入调查研究。白天，他马不停蹄地考察生产设备和加工力量；晚上，还要请专业技术人员给他介绍卫星通信方面的知识，经常熬到深夜。回到北京，他以四机部的名义，向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提交了有关报告。会战期间，王诤还亲自去南京协调进度，解决问题。经两年多努力，我国第一座模拟式10米天线的卫星通信地球站在南京总装调试成功。病危中的周总理得知这一喜讯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期3年，言而有信，谢谢他们了！要开庆祝大会，要盛大！”

　　1977年4月，王诤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四部部长，主持我军电子对抗工作。与此同时，一纸“左肾恶性肿瘤”的“宣判书”也摆放在他的面前。王诤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4月刚做完手术，6月就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中央军委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会议。1978年春天，王诤不顾医护人员劝阻，坚持去武汉主持电子对抗演习，演习活动他一次都不放过。7月21日晚，他一边吸着氧气，一边主持召开了他生前最后一次党组会。

　　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对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的，仍是担心未被人们充分重视的电子对抗事业。8月12日傍晚，王诤的病情急转直下，闻讯而来的200多位老首长、老战友心情悲痛地守候在病房外。当王诤治丧安排报告呈送到叶剑英副主席住地时，他亲自写下“叶剑英主持”5个字。

 

　　王苏民对我们说，父亲用自己的言行留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财富，真正体现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后来，不管是在警卫局还是在防化学院工作，自己也成了将军的王苏民一直都谨记着父亲的言行教诲。

 

　　可以告慰王诤将军的是：至今，他的后人们仍然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工作、坦荡做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王苏民的儿子、IT行业青年领袖王雷雷就带着10多位志愿者赶往了灾区。在王雷雷心目中，爷爷是永远无法代替的偶像，但由于相处的时间不长，真正直接影响他成长的，父亲是第一个，“父亲身上有军人的大度、刚正的性格，敢于承担责任，不怕任何困难，这些深深地影响了我。”（文/ 沈向阳）

 

　　王苏民简介：

　　江苏武进人，1943年出生。

　　196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雷达专业。历任总参某部副部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