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珐琅既有铜胎也有填白瓷胎，尤其是后者成为清代瓷器中的极精品。画珐琅的画工，既有画院画家，也有著名的花鸟画家，宫廷画师郎世宁也偶有参与。

　　雍正年间设有珐琅作，并有制造掐丝珐琅器和仿制“景泰珐琅瓶”的记录，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年代款识的掐丝珐琅器。但当时的金属胎画珐琅，却有丰富的品种和造型。郎世宁就奉旨为金胎珐琅杯及随盖、随托碟绘制过花样。

　　乾隆时期景泰蓝得到了极大发展，在宫廷造办处的景泰蓝作坊内，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能工巧匠。当时景泰蓝在宫廷工艺品中占有重要位置，制作的景泰蓝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技艺之精细、色釉之丰富、造型之多样前所未有。由于蒙古族、藏族地区信仰佛教，清代宫廷大量制造佛教法器，热河避暑山庄的外八庙和北京的各大喇嘛庙，都烧造有金碧辉煌的法器。故宫宝相楼、梵华楼里面有“大清乾隆壬寅年造”款高与楼齐的佛塔。

　　乾隆时期的制作，胎骨厚重不减明代，铜质精纯。掐丝、磨光、镀金等技术超过明代，“圆润坚实，金光灿烂”，八个字当之无愧。釉料方面，一方面砂眼(烧蓝时，景泰蓝釉料经加工残留的杂质，因爆裂、碳化现象，会产生崩蓝、砂眼、黑斑)的现象大大减少，并出现了“粉红”和“黑”的新釉色，但另一方面，明代透明、纯净以及泛着玻璃感的几种釉色不见了。釉料的变化说明，这时因大量的制造，原来的产料地区已经不够供应，由于选择了新的开采原料地点，所以呈现出釉色变化。有人认为可能原来用的是云南料，到了乾隆时代改用山东博山的原料。

　　嘉庆时代的铜掐丝珐琅器，只是乾隆时代一般制作水平的继续。道光至同治时期制作很少。光绪年间，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出口商品，所以又以新的姿态繁荣起来。在此以后，商营的作坊纷纷开设，最著名的先后有“老天利”、“洋天利”、“德兴成”、“达古斋”等，老天利主要以仿古铜器著名，德兴成以制作陈设品为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此后海禁大开，光绪二十九年，按照工艺局的要求，景泰蓝等京货源源不断出洋，中国景泰蓝的声誉日隆，于是便出现了《京华百二竹枝》中的记载。

　　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的英美法德日商人，争相购买景泰蓝，输往国外。由于出口贸易的刺激和张謇、蔡元培、朱启钤等有识之士的扶持，民国政府还组织手工业品和艺人参加各种博览会。1923年至1924年，北京的私营景泰蓝作坊已有15家，仅老天利一家，全年交易额就达到30余万元，并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分销处。1931年，北京的私营作坊发展到100多家，从事生产的工人约2000余人，是1949年前景泰蓝行业最兴盛的时期。

　　1930年以后，由于作坊迎合一部分买主的低级趣味，制作日趋庸俗低劣。一些营业者偷工减料，胎骨轻薄，放在水里能漂浮起来，人们常称之为“河漂子”。掐丝、点蓝也十分马虎，器物表面砂眼遍地，粗鄙不堪，人们甚至认为景泰蓝“有丝有蓝，(釉料、铜胎)不崩不漏就算是好活”。

　　日本侵华后，外销断绝，作坊纷纷倒闭，工人失业。一些手工艺人被当作劳工抓到日本。据老艺人说，到日本去也有从事手工艺劳动的，带徒传艺。然而，中国的景泰蓝生产，与其他行业一样，濒于奄奄一息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