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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地处大漠，缺食少穿，冬天滴水成冰，还常有兵匪骚扰。洞内光线暗淡，“白天八九点钟，敦煌的太阳射进洞里，一到午后，太阳往南走光线就暗了”，张大千要一手秉烛或提灯，一手拿笔，往往需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
1943年10月，张大千用20余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并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
回到重庆后，张大千便开始展出自己的敦煌临摹作品，陈寅恪评价他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在他的呼吁和于右任倡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3年成立。两年七个月的敦煌之行，张大千卖掉不少珍藏的古字画和自己的作品，还向人举债5000两黄金，直到20年后才还清。
张大千对敦煌文物的探索和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多年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对敦煌文物的破坏也是不可饶恕的。1941年中秋张大千陪同于右任参观，随行的窦景椿后来曾回忆：“记得参观到一个洞时，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成分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
张大千向于右任讲述了他的一个新发现：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要想看里层精美的画作必须把外层剥落。窦景椿在回忆里提到一个细节：随行人员为了让同行人看得更清楚，便拉开剥落的外壁，由于用力过猛外壁被撕碎脱落。但是也有记载表明，这浮面的一层是张大千与于右任商量后，命士兵打掉的。1948年，经由兰州某报通讯，甘肃省议会提案转请教育部“严办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之张大千”。张大千多年背负“毁坏壁画，盗窃文物”的罪名。
1981年，署名石湍的文章以作者亲身的经历对此进行驳斥，指出张大千使用剥败壁的方法是我国美术史的一个创新，文章被香港《大成》等杂志转载。老友谢稚柳也为其辩护说：如果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能把外层打掉，来揭发内层的精华呢？谢稚柳与张大千40年朝夕相处，二人同一天离开人世。
身在台湾的张大千看到这些文章以及老友为自己的辩解不禁老泪纵横。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既然当时的工艺还不能达到内外兼得的水平，那么张大千就应该将此保留，待后人研究。
用敦煌壁画敲开巴黎大门
张大千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有一个明显的界限，1949年之前的他，肆意挥洒着自己的笔墨才情，山水人物都信手拈来，古人风范亦可随手仿就，直至敦煌临摹，极尽艺术生涯的辉煌。1949年后，他则周游欧洲列国，急于得到世界的承认，而大批敦煌临摹古画，是其在海外一炮打响的最重要武器。
1949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只剩四川一隅，张大千托人争取到最后一班军机上的两个座位，他整理好自己的毕生收藏，带了四夫人徐雯波和三岁小女儿前去登机，其余家人则留在大陆。
当时，飞机上行李已经超重，严重影响飞行安全，阎锡山座位底下放了满满的几箱黄金，众人正试图劝说其舍弃一些。张大千坐着小汽车匆匆忙忙地最后赶来，带来几大箱的敦煌临摹壁画。同机的教育部长杭立武深知这些文物的价值，权衡之下，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自己的两箱行李扔下飞机，里面有自己毕生的积蓄——20两黄金。条件是张大千携带的这些敦煌壁画将不属于他个人，而要捐给故宫博物院，张大千爽快地答应了。
很久之后，杭立武才得知，在用自己毕生积蓄换得的这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2幅是张大千的私人珍藏。而后来，张大千又将这些画作借到巴西、印度展览。1969年，张大千才兑现承诺，将画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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