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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飞机前，张大千把他历年收藏的富可敌国的珍贵古书画整理了几大包，却无法带走，只好求助于同乡好友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张群将此事呈报给蒋介石，最后由蒋的几位亲信分别以个人随身行李为名，搭乘蒋介石专机飞台。
有人说，那时张大千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大陆竟终身没有再回来。但从他携带的文物珍藏来看，已是仓忙中最充足的准备了。
离开大陆的张大千并没有选择留在台湾，而决定南迁阿根廷。
迁居南美的张大千唯恐当地人认为他是大陆逃出去避难的难民，干脆来了一个大手笔，大张旗鼓地在南美洲创建了一个中华文化大本营——八德园。1956年，八德园建成，张大千开始向西方艺坛进军。
张大千带着自己在敦煌临摹的“原样原色，完全逼真”的五十多幅壁画作品，来到日本最著名的《朝日新闻》。1956年4月，由《朝日新闻》主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在东京银座松屋百货盛大举行，其轰动效果从日本直接波及到了欧洲。巴黎博物馆的大门被敲开了，展览一结束，全部画作即运抵欧洲。
1956年到1966年十年间，张大千每隔一两年就回台湾或香港一次，但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从事艺术活动，先后到过英、德、瑞士、比利时等国家的重要城市举办画展，并结交当地艺术界名流。张大千与毕加索会面的故事至今被人津津乐道。张大千不听朋友的劝阻，叫翻译直接打电话去预约。见面那天，毕加索特意穿上了正式的衬衫长裤和皮鞋，二人聊了一个下午，还戴上搞怪的面具合影，被西方媒体称为“中西方艺术的高峰会晤”。
创作中西合璧的大幅泼彩
初到西方时，张大千的创作以水墨画为主，但水墨画在西方并无立锥之地，那些在西方坚持使用毛笔耕耘的人都惨败而归，张大千只好改弦更张，全力攻克西方油画技艺，尤善中西合璧的泼彩创作。晚年张大千改变画法还因为他“由于眼病的妨碍，早年精细的工笔绘画已很难再画了”。
展览中有几幅张大千晚年的泼彩作品，其中1965年创作的《瑞士云山》和1981年《湖山高隐》，由张大千的家人提供，是第一次露面。当时张大千到瑞士办画展，他在飞机和火车上的看到这些异域群山，画下了这幅《瑞士云山》。泼彩是在泼墨技艺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是一种高度概括的抽象手法。张大千在画作中对于光线阴暗等方面，加入了西洋画写实的手法，是对中国画的突破。山头是比较亮的色彩，表现的是阳光照在山峰上，下面又表现了云层掩盖下比较暗的山体。画中使用的都是中国颜色，朱砂，石青，石绿，在墨中掺有华青。
不仅画泼彩，张大千还热衷于画大幅作品，他曾对夫人说，“要想称得上一个大画家，必须得画几幅大画才能够在画坛上立足。”张大千亲自设计了大画楼，分两层，长20米，宽10米。楼下两边是卧室，有间裱画室。楼上除几间储藏室、一张大画桌外，便是规模如“体育场”的大画室。
3×12米的《巨荷图》“泼墨泼彩”便是在这里进行：张大千把墨汁倒在一个大盆里，画室地毯上铺满画纸。他把磨好的墨汁一碗碗地倒在纸上，把墨全部泼完，只用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将画室门锁上让墨汁自然风干。
第二天把画室门打开时，只见映在眼中是一团团大墨疙瘩，柔软的宣纸也因水浸而皱缩了起来。张大千不慌不忙地又开始一碗一碗地把石青颜料泼在宣纸上，又关上门，继续风干。
这样一连“泼”了好几天，直到数日后，大千指挥儿子葆萝和弟子们，把宣纸一张一张抬到桌上，然后用笔把每个墨团连接起来，又画出一朵朵的荷花加以点缀，最后将宣纸拼在一起，《巨荷图》成了。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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