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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萧静亭是琉璃厂“吉珍斋”古玩店经理，也是书画鉴定家张大千、刘九庵的好友。他除了在北平推销张大千的画作，还经常陪同大千赏画、听戏。萧允中在亲聆大千师谆谆教诲、研习丹青的同时，还协助老师处理日杂事务。荣宝斋藏有张大千致萧允中信札五封，内容多为张大千委托处理画展镜框、联络大风堂门人、代购图书宣纸等日常琐事。
二、《溪岸图》的命名
方元在《〈溪岸图〉考辨》中考证出《溪岸图》一画曾有五名：《宣和画谱》曰《江堤晚景图》、沈括《梦溪笔谈》曰《落照图》、方薰《山静居论画》曰《溪山高隐图》、徐悲鸿曰《水村图》、谢稚柳曰《溪岸图》。后来的研究者均以《溪岸图》作为画名进行学术讨论和论文检索，往往忽略了张大千如何命名此图。
乙酉年(1945)十一月三十日，张大千自重庆乘机前往北平搜寻古画。十二月初与溥儒合作《松下高士图》(吉林博物院藏)于北平颐和园，赠肖翼之。随后不久即获得《江堤晚景图》和《湖山清晓图》。丙戌年上元(1946年2月16日)，张大千创作完成《巨然夏山图》后携《江堤晚景图》访溥儒，共度元宵佳节。应大千之请，溥儒在诗塘楷书“大风堂供养南唐北苑副使董源画江堤晚景。无上至宝。丙戌上元。西山逸士溥儒敬题”。此即信中“兄在湖上时所乞题之《江堤晚景》”之来历。
在信中，张大千明确要求门人“于《式古堂》、《大观录》诸书一检北苑画目，有《囗囗起蛰图》或《湖山风雨》等名目相近者录出，仍乞心畲先生楷书。如兄在湖上时所乞题之《江堤晚景》、《湖山清晓图》，千万速为求得寄下”，并说“此兄十年前从悲鸿先生借来，去年始易得者”。由此可知此图即是后来定名为《溪岸图》的那幅名作。或许是张大千尚在研究之中，还未最终确定画作名字，所以请溥儒题写两个名字。如果我们以“董北苑”、“起蛰图”和“湖山”三个关键词检索，可发现此画在张大千的艺术人生中多次出现，仅1946年就出现过三次，以时间先后为序，分别是：
第一次是1946年3月19日，张大千题大风堂藏董源《江堤晚景图》。在这篇短文中，张大千说“八年前，予客故都时，曾见此董元双幅画。自南北沦陷，余间关归蜀。数年来，每与人道此，咨嗟叹赏不能自已。去秋东虏瓦解，我受降于南京。其冬予得重履故都，亟亟谋观此图。经二阅月，始获藏予大风堂中，劳神结想慰此遐年，谢太傅折屐良喻其怀。米元章尝论：董元画天真烂漫，平淡多奇，唐无此品，在毕宏上。今世欲论南宗，荆、关不可复见，逞论辋川，惟此董元为稀世宝。予尚有澹设色湖山欲雨图，亦双幅，与此可谓延津之合，并为大风堂琼璧。丙戌二月既望，昆明湖上雪后书。蜀人张大千爰”。我们知道丙戌年二月既望(1946年3月19日)之前，除了《江堤晚景图》外，大风堂藏品中，属于董源款的作品，只有《溪岸图》。张大千获得的第三幅董源作品《潇湘图》是在1946年12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斯塔尔亚洲艺术品维护研究室的检测报告显示《溪岸图》是由两幅宽度不等的画绢双拼而成，左幅宽20.25英寸，右幅宽23英寸，所以大千题跋中的“澹设色湖山欲雨图”应为《溪岸图》。张大千认为此图与《江堤晚景》“可谓延津之合，并为大风堂琼璧”。
第二次是1946年5月23日至26日的《大风堂藏书画展览》。5月17日张大千在成都市祠堂街四川美术协会主办《大风堂藏书画展览》，展出藏品243件(套)，展览9天，5月17日起至26日止，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7时。由于场地有限，全部藏品分三次展出，第一次展出自5月17日起至19日止，展出藏品83件(套)，2号展品为《宋刘道士湖山清晓图》。第二次展出自5月20日起至22日止，展出藏品75件(套)，1号展品为《宋董北苑江堤晚景》。第三次展出自5月23日起至26日止，展出藏品85件(套)，2号展品为《董北苑湖山烟雨图》。同年5月23日成都《新新新闻》以“古书画三日一换”为标题报道了第三批次的展品，记者写道“名画家张大千主办之大风堂古书画展，从于十七日起在美术协会举行，连日亲众甚为拥挤，该项展览每三日更换一次。本日为更换时期，名画甚多，有宋董北苑湖山烟雨图、苏东坡题竹与可画竹、元四大家之黄千文王蒙合璧山水、梅花道人墨竹及山水、倪云林墨竹、(黄鹤)山樵太乙观泉图、明四大家之沈石田雪景山水、文徵明墨笔山水、仇十洲仙山楼阁、唐伯虎醉渔图，而以清朝郎世宁香妃圆明园、红灵花馆小憩图为妙名贵”。在正式印刷的《大风堂藏书画展览目次》中，此图的名字是《董北苑湖山烟雨图》，时代被确定为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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