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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1946年11月下旬，张大千携董源《风雨起蛰图》、《江堤晚景图》赴上海，请吴湖帆鉴赏。吴湖帆充分褒扬了两幅画作的价值，在《江堤晚景图》上题诗“晚景江隄世已尊，沤波绝调不离群。今知北苑乃宗祖，莫道南宫启法门。龙宿郊民销黯淡，潇湘帝子表晨昏。鹊华衣钵洞庭脉，建业文房细共论。丙戌仲冬小雪日”。认为与《江堤晚景图》相比，董源的另外两幅传世名作《龙宿郊民图》和《潇湘图》均黯然失色，并在诗后作短文“大千八兄自蜀来，携北苑《风雨起蛰图》及此《江堤晚景图》二巨幛见示，悬梅影书屋中若干日，坐卧其下，欣快万状。知北苑之气象浩瀚，会松雪之风神，绝世自有渊源也。兄之压箱富丽真令人艳羡不置。漫系短章幸以知己视我一粲正之。吴湖帆”。吴湖帆题跋中提及的《风雨起蛰图》与张大千书信中提及的名字吻合。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知：张大千曾将此图的作者确定为董源，时代为宋，名称为《湖山欲雨图》、《董北苑湖山烟雨图》，而非《溪岸图》。另外，就是1947年张大千在仿董北苑《山寺浮云图》中曾将此图命名为《风雨出蛰图》。
三、《溪岸图》的修复
1999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斯塔尔亚洲艺术品维护研究室对《溪岸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高科技检测。通过红外线扫描、X光拍摄、数码影像等技术手段，找到《溪岸图》材质的物理证据，证明了它绝对是一幅公元10世纪(五代至北宋初)的绘画作品，它原来的形式应是屏风画，是整个屏风画的左侧部分。科技检测专家还利用数码影像照制作了《溪岸图》修补区域示意图，通过综合研究认为《溪岸图》经过三次修补重裱。在宋代，首次被改裱为立轴形式，修补所用材料是借用原画中的绢，应是此画上端部分割裁的绢。第二次重裱和镶补的时代不详，但它所用的绢不是原画中同一种绢。根据黄天才《五百年来一大千》的记载，第三次重裱是上世纪60年代末由日本著名书画装裱师目黑三次(1912-约1990)完成，这次重裱只是在整幅画的周边部分镶了些补丁。
在这封信中，有“少侯顷已全补完毕，只待此题额来，即付装裱耳”句，可知此图在1946年春曾由张大千的御用装裱师刘少侯修复，或许就是《溪岸图》的第二次重裱。
刘少侯(1895-1969)原名刘汉泽，字少侯、绍侯。河北冀县人。九岁在王家道口读私塾。18岁在北平琉璃厂“竹林斋”当学徒，师从刘其茂学习装裱。“竹林斋”位于北平玉皇庙，是民国时期琉璃厂著名裱画铺，与萃文阁、修古斋齐名。老板刘其茂虽然不拘言笑，被同行戏称为“刘二寡妇”，但他对人真诚，身怀绝技，那些破碎到不可分辨、糟朽至呼气即能吹散程度的古画，一经他手，即能裱为原状，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在“竹林斋”六年，刘少侯系统学习了古书画修复技艺。后在新华街创办“松友山房”装裱铺。
刘少侯与张大千交往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张大千在北平购得元代唐棣《携琴访友图》，美中不足的是画中山石、寒林处有横向墨污，而裱画师周龙昌又远在上海。经朋友介绍，大千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刘少侯装裱此画。先生仰慕大千多时，今日能为其装裱古画，惊喜万分，不遗余力。二月后，古画修复完成，张大千展画良久，只觉古意盎然，光彩照人，反复观察，也未发现修补痕迹，叹为神工，遂邀至家中修复古画。抗战胜利后，通过刘金涛的联系，刘少侯与张大千重逢，随后入川。当时张大千拥有四位装裱师，按装裱内容可分为两类：一为钟、赵二位师傅，只做展览的新画，工资各一万元；一为周、刘二位师傅，专门修复大风堂藏古书画。张大千早年以仿制石涛出名，故知装裱工作之艰辛和重要，特意为先生选择了安静场所，饮食上也精心安排，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中回忆说：“刘二爷是北京人，千里迢迢，来到四川，在饮食方面很不习惯，于是父亲常叫厨房专门给他做大饼、包饺子，尽量做合他口味的北方菜，要他自己说满意才行。”1949年张大千远走海外，刘少侯返回北平。建国后，川西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的领导(谢无量、冯汉骥)懂业务，知其珍稀，专门派人到北京邀请先生来成都，1951年受聘川西博物馆。1969年2月4日病逝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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