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琵琶行》还是《东坡寒夜赋诗图》，我们在那些或华丽或素雅的画作中，永远看不到殉葬妓女的悲凉，看不到被侮辱成畜生而自杀的春娘的惨状。

　　用今天的观念来非议古人，显然并不公平。我并不是在谴责苏东坡或白居易，我的意思是，绘画是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来书写历史，他们也跟用文字写历史的人一样，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表达。特别是中国画，从来只描绘烈火烹油与繁花似锦，少有阴沟后巷的黑暗与凄惨。

　　莺歌燕舞、琴棋书画、写诗填词的妓女文化，在清代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初，顺治帝废除官妓，擅于歌舞和诗词的官妓销声匿迹，剩下的私妓大多不谙歌舞技艺，成为专业的卖肉者。随后，雍正帝严禁官员宿娼。高级妓院的主流消费人群，士大夫们碍于政令不敢公然征歌选舞，加上清代的文化娱乐转向了戏曲，各种曲艺形式比前朝有了很多的改变，戏曲的演员又大多为男性。如此一来，妓女就更加不必兼擅歌舞技艺。从清代开始，重视歌舞、言谈和诗词的高级妓女逐渐凋零，只剩下纯粹炫耀色相的卖淫女。

　　清代的仕女画林林总总，但是涉及到妓女题材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唐宋的名妓故事，描绘当时妓女生活的作品很少，皆因宫妓被取缔，士大夫被严禁宿娼，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描绘的故事。

　　到了民国，妓女的歌舞与才学更是雨打风吹去。据《银元时代》记载，于右任一次到妓院中寻访旧友，一时兴起在妓院中写了很多对联、诗句，聊天时说道：“从前苏曼殊在上海时，在妓院里遇到一个诗妓，唱和甚多；还有李叔同，遇到一个妓女叫李苹香，有好多名作传下来，现在还有没有这般风雅的妓女？”朋友朱斗文答道：“现在的妓院江河日下，妓女的品流远不如上一代，已找不到这一流诗妓了。”——如果民国的大人物、曾与孙科、李宗仁一起竞选副总统的于右任都找不到一个诗妓，那就是真的没有了。

　　20世纪30年代，在“繁荣娼盛”的上海滩租界里，数万妓女中只有百分之二的书寓、长三等高级妓女能够唱一些戏曲。在侯孝贤的《海上花》中，我们已经看不到长三、书寓、先生等高级妓女的歌舞技艺和舞文弄墨，只有乏味的勾心斗角、争风吃醋。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之后，根据**的统计，妓女收容所里的妓女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

　　前朝往事成云烟，转眼间，我们走在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今天的青楼红楼也罢，会所桑拿也罢，再也不会有《李端端乞诗图》或者《东山携妓图》——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今天的欢场更喜欢张贴几幅安迪·沃霍尔的《香蕉》，摆几张萨尔瓦多·达利的“红唇沙发”，旧日欢场的社交艺术与歌舞技艺，如今彻底沦为动物般的欲望与发泄——名副其实的炮房。

　　如果在今时今日选一幅妓女题材的中国画，似乎只有朱新建的作品恰如其分。坐拥八万张“岛国动作片”光盘，热爱流连欢场的朱新建，其裸体女人画之中的许多模特来自“岛国动作片”或者欢场女子，我们说他的“新文人画”是妓女题材的作品也并无不可。

　　朱新建是个豪迈不羁的艺术家，有点像唐寅，当然他比唐寅更阔佬，更写意。星爷拍的《唐伯虎点秋香》的英文版叫作《Flirting Scholar》，此翻译太拘谨保守了。与唐寅一样放浪形骸、不拘一格的朱新建，如果日后有他的一本英文传记，不妨考虑一下《Outlaw of The Whorehouse》这个名字。

　　朱新建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传统文人画的叛徒。他把传统文人羞于表达，或者说不屑于、不敢于表达的情欲与肉欲，淋漓尽致地涂抹在廉价宣纸之上——但是也仅限于此。

　　朱新建的新文人画中的女性，只是没有自由精神与独立意志的一团红粉，只是代表情欲与肉欲的象征物。在这一点上，朱新建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新文人画的观念与传统文人一样，把女子视作男权世界的一种娱乐工具、商品或者装饰品，让男人消费是其唯一的使命与价值。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