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苏联完全不懂俄语的翟中和，回国时已是一口娴熟的俄语。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北大时，翟中和给他当翻译，被夸奖为“口音很纯正”！

　　翟中和在苏联学的专业是遗传学。当时，由于政治的介入，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学术之争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好在列宁格勒大学两派并存，既讲授米丘林学说，也讲授经典遗传学说与染色体学说等。这对翟中和以后“学术自由”思想的形成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1956年，26岁的翟中和带着优异的成绩回国，被分配到北大生物系任教，先后随同李汝祺教授和沈同教授做助教，从事遗传学和放射生物学的研究。

　　时隔3年，翟中和再次被派往苏联，去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进修，师从弗兰克院士和别里科夫斯卡娅通讯院士，主攻电子显微镜技术和生物电子显微学。别里科夫斯卡娅年轻时是美国遗传学家穆勒的学生和助手，“她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翟中和告诉记者。而老师对翟中和的评价则是“一个特别会工作的人”。

　　翟中和后来在回忆中认为，“这段时间是我科学研究工作的真正入门。”第二次赴苏的经历，让他掌握了当时很先进的“应用电子显微镜研究细胞超微结构”技术，更使翟中和成为我国生物电子显微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认真”二字，是科学家的底线

　　1961年，翟中和回到北大。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虽然科研条件极其简陋，但翟中和与其他几位老师一起在国内较早建立了细胞超微结构技术，做了很多细胞放射效应研究。

　　学生们回忆说，翟中和是一位凡事都不忘“认真”二字的人，即便是下放在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时，他仍然“认真养猪、认真种水稻”，甚至被评选为江西省劳动积极分子。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真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翟中和意识到我国的生命科学发展水平已远远落后于国外，“亟需扩充知识，在科研中引进分子生物学技术”。1985年，已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翟中和，在年逾五旬时第三次跨出国门，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教授。

　　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只有他一个中国教授。从原来长期进行的结构形态研究到分子生物学研究，对一个年过半百的人而言，困难可想而知。穿梭在0摄氏度的冷室和36摄氏度的温室之间，悬殊的温差对他身体伤害很大，不久他就患上了坐骨神经炎，直不起腰，走不了路，但他没有停止研究，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就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虽然杨澄教授那时也在麻省理工做访问科学家，可是由于工作时间紧张，他们夫妇一同出去旅游的次数寥寥。

　　“我并不聪明，我相信勤能补拙。”翟中和在北大老生物学系的小楼里完成过许多重要的实验，因为他的实验室是晚上最晚熄灯的，所以他被称为北大“生物学系的最后一盏灯”。

　　他的学生们都记得，做课堂报告时，翟中和甚至对灯光亮度、窗帘是否拉上的细节都很关注。他常教育学生，“除了手要巧，头脑要灵活，细致是基本的治学态度。”

　　提到翟中和，生物界耳熟能详几个“首次”：首次研制成鸭瘟细胞疫苗，在动物病毒复制与细胞结构关系方面取得突出成就；首次在国际上证实原始真核细胞存在染色体骨架与核骨架；首次在国内建立非细胞体系核重建的实验模式，直观地显示了重建核的核骨架体系。

　　而大众所熟悉的翟中和院士，是在“干细胞美容”事件中奋力抨击那些用“科学”的谎言蒙蔽大众获得不义之财的丑行；当有人热炒“人类生殖性克隆”时，翟中和又一次公开发声，反对在违背人类伦理道德底线基础上进行的任何生殖性克隆研究。

　　“‘认真’二字，是科学家的底线。”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邹承鲁院士病逝时，翟中和曾感叹道，“他很正直，‘不说’太不符合他的为人，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许多人说，这样的评价，对翟中和教授本人，也同样适用。

          本报记者 沈向阳  

　　　人物简介

　　翟中和，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0年8月生于溧阳。1950年在江苏省溧阳中学毕业。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学系，一年后被选送苏联留学，195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生物学系，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任教。1959年-1961年，曾到苏联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进修。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生物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生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85年-1986年被聘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系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