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先生日前来我市参加高晓声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受聘为高晓声文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第一批顾问。本报记者专访了崔道怡先生，请他回忆了文革后高晓声重返文坛、再创辉煌的一段历史。

　　从《李顺大造屋》起，关注高晓声

　　1978年，百废待兴，“中国作协还没恢复，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学》登出后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工作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主要负责。”

　　1979年，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时，高晓声发表于《雨花》的《李顺大造屋》入围了。“大概有几百篇小说，先是读者投票推荐，再经过工作人员的统计筛选，大约有30-50篇最终进入专家组投票环节，我记得，《李顺大造屋》在得奖的20篇作品中位列第5，是一等奖。从此，我开始重点关注他。后来，经过我们编辑部讨论，决定向他约稿。”

　　收到《陈奂生上城》，立即刊登

　　高晓声进京领奖时，崔道怡第一次见到了他。“我太震惊了，他根本不像一个作家，就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土头土脑，很憨厚，很质朴。”崔道怡说，“我对这类作家很佩服，真正从生活中来，但由于语言障碍，我们得找陆文夫当翻译，那次他还作为获奖作家代表上台发言。”高晓声说话，常州方言很重。

　　没隔多久，崔道怡就收到了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立即刊登在《人民文学》1980年2月号。“相比《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在艺术上一下子就成熟了。”崔道怡津津有味地回忆了《陈奂生上城》的种种细节，如“卖油绳”、“坐皮凳”、“住招待所”等，“这篇小说语言洗练，人物鲜活，以更短的篇幅精确刻画出一个农民的心理，基本不需要修改。可以说，高晓声自陈奂生就有了自己的人物。”

　　1980年，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再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来北京领奖，这次我们熟悉多了。”崔道怡说，“这么多年，我和高晓声见面没超过10次，都是工作关系，他从来没有单独找过我。”

　　高晓声、莫言、赵树理

　　崔道怡强调，《陈奂生上城》里有血肉的生活感，集中了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幽默感。“莫言赶上了好时候，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也较容易为西方文学界接受。”崔道怡感慨，“高晓声受时代影响，也有自己观念上的局限，但从艺术才能上说，高晓声不比莫言差。”崔道怡认为，文学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心灵共鸣、思想启发，而高晓声文学研究会的意义之一就是“通过传播高晓声的优秀作品，帮助民众提升审美、陶冶情操”。    

　　崔道怡建议，研究会要关注高晓声作品的艺术表现，“过去太注重小说的思想内涵而忽略了艺术性。譬如，高晓声和赵树理，谁写的是真正的文学？”崔道怡表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造，是写人生、写人性的。人们要了解那个时代一个农民的心态，就可以读高晓声。作家必然有时代烙印，但陈奂生是不朽的。”（文/怀中 张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