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殿英，1864年生，常州城区人，又名殿瑛，字佑孙，号稚英。其故居遗址在今吕景端住宅的范围内，位于天宁区青果巷东段北侧，南临青果巷，西临“唐氏八宅”之一的松健堂，东接正素巷。他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吴瀛的父亲，剧作家吴祖光的祖父，光绪初年考江南乡试中举人，曾因军功保举六品衔，赏戴蓝翎。自光绪十三年（1888）起任职浙江省平湖县县令，人称“平湖公”，有“亲民、厚民、办学、育人”的口碑。《平湖县志》载：“吴殿英，光绪十三年莅平湖任，至光绪二十一年卸任。地方应兴应革之事，靡不次第举行。拟建瀛洲书院，专课朴学，造就誉髦。佑孙首助千金，款遂大集，更为通详立案，以垂久远。士子朝渐夕摩，根柢益厚。辛壬癸甲邑人捷春秋闱者，指不胜屈，文风几为嘉郡冠。”

      1896年，他卸平湖任，升任候补知府署理钱塘(杭州)，履新前途经南京时，由常州同乡赵凤昌(张之洞首席幕僚)引荐，拜谒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张氏获悉吴殿英在平湖的良好官声，赏识吴氏拟办南瀛书院的计划，彼此又议及中法甲申之役、中日甲午之战的经验教训，获得“练兵求强”的共识，张之洞遂诚邀他留幕府工作。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后，清廷朝野兴起“整军经武”、“改革军制”的呼声。光绪二十一年，文廷式上《请开学校讲习武事片》，指出日本作战屡屡取胜的原因，是“将士出于学校，练习有素”，有鉴于此，中国应当“破除成见，开学校以讲武，本节制以练兵”。同年，恭亲王、庆亲王等采纳德国军官冯·汉纳根建议，在天津组建定武军，不久袁世凯接任，定武军更名新建陆军。大略同期，张之洞在南京组建自强军，由德国军官负责训练。1896年，张之洞返回湖广总督本任，从自强军中挑选五百人至湖北，组建湖北护军，此即湖北新军前身。新建陆军与湖北新军是清末一北一南、一中央一地方最精锐的两支新式军队。1901年清廷废除武科举，晓谕各省开设武备学堂，培训新军军官。同年张之洞与刘坤一上《设文武学堂折》，称“其习武者专设一武备学校”，湖北武备学堂及各类军事学校建立，一时间，湖北与直隶成为各省新军建设的榜样，河南、山东、山西选送军官赴直隶受训，江苏、安徽、江西、湖南选送军官赴湖北受训。因此，湖北的新军建设及其军事教育，其影响远逾一省，实达全国。他随张之洞赴湖北，参与训练湖北新军，并成为湖北武备学堂的实际负责人。文官出身的他被委以都司衔监操官，担负组建训练新军的要任，在组建湖北护军，进而组建湖北新军方面，献谋尽力，卓有建树。1898年，张之洞委派姚锡光、张彪为正副团长，两位具体的执行官，一位是主管训练的吴殿英，另一位是主管武器的抢炮厂监造官徐均浦还有他们的下级军官黎元洪等组成中国第一批赴日军事考察团，出访日本，由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参谋部接待。考察内容除军事制度外，重点是观操，学习日本先进的战略战术及治军手段。该团二月出发，六月回国共三个多月。

      回国后，吴殿英吸收德国、日本的军校经验，并聘任留日军事人才为教官。由于他有较高学术素养，且早有办学资历，湖北新军的编制及组训方法，武备学堂的办学规则、课程设量、授课之法，都有别于旧式军队。在具体执行教育的吴殿英等人精心操练下，湖北新军成为清末与北洋新军相并列的精锐陆军。 参考吴殿英等在日本考察军事的心得，湖北新军从装备、征募、训练到管理，都有别于旧式军队。较之中国旧式武装(如清代的八旗、绿营及练勇)，新军之“新”主要表现在：第一，废止戈矛土铳，代之以新式后膛枪、克虏伯大炮；第二，编制、训练仿效德国和日本；第三，淘汰老弱和兵痞，募兵对象为士农工商的“安分子弟”；第四，指挥官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第五，对入伍者的年龄、体格、文化程度都有规定，尤有“能识字、写字，并略通文理”的要求，保证了新军官兵的较高文化水平。湖北新军组建之际，适逢“废科举”，大批读书人断了“学而优则仕”的出路，转而投笔从戎。清朝政府招收青年学子入伍，为的是便于掌握新式武器、接受现代化军事训练，但大批敏感、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为革命党的宣传及组织活动提供了条件。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受清廷控制相对松弛，以张之洞为首的湖北当权人物虽然也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但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吴殿英思想开明，对革命党的活动予以宽容。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及纯朴农民聚集一堂，又有着相对宽松的环境，湖北新军在清末十年间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的良好舞台。至辛亥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即一个师、一个独立旅)共15000人，直接加入革命组织(主要是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已达2000多人，受其影响的4000多人，站在清朝廷一边的不足千人，其余一半人处在中间状态。辛亥武昌首义因这样一支新式正规军队彻底哗变而发动，也就决非偶然了。纪念辛亥革命及武昌首义不能不论及湖北新军，而湖北新军的编练历史及其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吴殿英作为张之洞在军事教育方面的得力助手，成功参与组建了湖北新军，在促成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中功不可没。因积劳成疾，1911年前他不得不病休，于1913年病逝。（文/包立本 邵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