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兴德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凌宪松 摄

      南京颐和路，民国时期名流政要的私邸聚集地，有“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之说。九号院，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官邸，现为江苏省慈善总会的办公地址。

　　每天一早，年过七旬的俞兴德就会到这里上班。从省领导的职务退下来之后，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8个年头。

　　深秋时节，本报记者专访了这位自称“从横山桥农家一路走来”的尊敬长者。

　　农家子弟考了农校

　　1939年，俞兴德出生在横山桥镇的薛巷村。“一个秀美的江南小村落啊。”提及故土的一草一木，俞兴德都显动容。

　　就在本村的小学校，俞兴德读完小学，随后升入横山桥中学的初中部。这位农家子弟“每天放学后都会帮家里去做农活”。中学时的俞兴德，已熟稔庄稼地里的各种农活。

　　也因为是“出生农家、对农业有感情”的缘故，俞兴德在初中毕业之后，毫不犹豫就报考了苏州农校。1959年，不满20周岁的俞兴德从农校毕业被分配至苏州地区农科所工作。农科所在苏州市西北角的望亭镇。太湖之滨这个小镇上，俞兴德迈开了自己农技生涯的第一步。那几年，俞兴德的足迹遍及试验田的每个角落。

　　在苏南农村，农民们流传着这么一句俗语，“看戏要看梅兰芳，种稻要学陈永康。”陈永康多年摸索总结出来的水稻“三黑三黄”看苗诊断的系统经验，一直被农户奉为“法宝”，他培育的水稻良种“老来青”被全国22个省市及15个国家引种。

　　让俞兴德感到自豪的是，在农科所期间，他曾有机会在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农业科学家身边近距离学习：1963年，他有幸和陈永康一起搞过高产示范方的实验。

　　“文革”爆发后，已是农科所水稻栽培负责人的俞兴德，一下子从“红苗子”成了黑苗子。在那些年的政治风云中，年轻的俞兴德认准一个道理：“学技术没有错。”他尽量呆在自己的试验田里，仔细体会着水稻的生长奥秘。

　　1974年，国家下达了援非任务。当年10月，作为中国农业专家，俞兴德远赴坦桑尼亚，担任姆巴拉利农场的专家组生产技术组负责人。在那里，俞兴德远离国内的政治运动，沉浸在自己的农技专业中。等他回国时，“文革”已经结束。1979年，俞兴德被任命为苏州地区农业局粮食作物科科长。在地区农业局的工作才刚刚铺开，两年后，俞兴德再次奉派去非洲，任中国赴卢旺达水稻专家组组长。

　　市长任上盯住“古城保护”

　　回国后不久，俞兴德担任了苏州地区（后改为苏州市）农业局的副局长。

　　“苏州的老同志都那么好，特别善待成长中的年轻人。”俞兴德记得，曾经的地委领导刘金山（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原型）、彭灏等老同志，“下乡时都带着我们，把好作风言传身教地教给我们。”尤其让俞兴德感怀的是，这些老同志不遗余力地帮助年轻人，“毫无私心杂念。”提起后来担任苏州一把手、至今仍然被苏州人尊称为“老书记”的戴心思，俞兴德话语中不胜感慨。戴老已经是市委副书记的时候，俞兴德还是个科长。后来戴老做市委书记，俞兴德和他“搭档”做市长，“戴老对我们这些年轻干部的帮助毫无保留。”

　　1984年的春节刚过，“戴书记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去吴江做县委书记。”彼时正在农业局副局长岗位上干得正欢的俞兴德愣了，“把吴江那么重要的一个县交给我，真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但现在回想起来，吴江工作的这段经历，俞兴德认为对自己后来的成长“极其宝贵”。初到吴江，俞兴德花了大把时间“沉到下面去”搞调研。结合吴江的县情实际，梳理了工作重点。吴江是个传统农业县。俞兴德去了之后提出要调整农业结构，抓好农副业生产“五条龙”。打破过去“以粮为纲”的旧框框，果断停止违背自然规律的“双季稻”栽作方式。

　　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在当时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俞兴德给市委领导立下“军令状”：“虽然砍掉‘双季稻’，但吴江的粮食任务一斤不减少！”许多人为他捏把汗。事后证明，吴江不仅没有减产，而且如期完成了粮食任务。可以说，俞兴德见证并陪伴了乡镇工业“苏南模式”的成长。在吴江工作期间，他花了很大心思抓乡镇工业的发展，在“促进”、“提高”和“保护”上，下足了功夫。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