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焕林教授是在卜弋桥的扁担河旁长大的。

　　事隔几十年，家乡这个名叫“竹巷”的小村庄，在他的记忆中，当年景致仍是那样清晰：“竹园、小道，鸡鸣、炊烟，树荫围拢着安静的村子、安静的日子……”王焕林属于那种情感细腻且对细节特别敏锐的有心人。

　　一晃40多年，昔日的乡村少年，如今已是全军心理卫生专家咨询与指导委员会主任。午后冬日的暖阳从窗外照进来。这位身着文职将军戎装的66岁老人，脸庞被阳光映衬得更加柔和。

　　父亲，是王教授的第一个“导师”

　　王焕林至今保存着一张1961年11月23日的《常州日报》。这份已经发黄的旧报纸上，头版头条是一则题为《王保发全家热爱劳动》的通讯。

　　王保发，就是王焕林的父亲——上世纪50年代闻名常武地区的劳动模范。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王焕林说：“勤劳善良的父亲，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导师。”

　　弯弯的小河上，村村有渡口。一叶小舟，拽绳而渡。这在过去的苏南水乡，是常见的情景。王焕林记得这样一桩事：雨后泥泞，老人孩子上下渡口时非常困难，动不动就有滑倒的危险。父亲用卖猪的钱，自费买石头、请石工，修建石阶，夯实驳岸。

　　“仁者医心，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怀一颗善心是前提！”王焕林说，虽然父亲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朴实的言行举止使自己“获得了最初、最生动的爱心教育。”前年除夕全家吃年夜饭的时候，王焕林把载有父亲事迹的那份《常州日报》复印了，作为“红包”发给儿女们。

　　但父亲也曾让王焕林委屈过许久。父亲是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十八般农活样样精通。在读书的问题上，他对王焕林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回家记工分就可以了。”老人家笃信“会种田才是真本事”！一次，王焕林随父亲一起进城，路过关河路的“武进人民大会堂”，他得意地用手指了指：“有本事，你能到那里面去坐坐！”作为武进资深劳动模范，王保发是那里披红戴花的“常客”。

　　于是，从卜弋桥中学初中毕业后，王保发就坚决不让儿子去读高中了，无论班主任怎么上门替王焕林求情，固执的王保发就是不依。无奈之下，王焕林只好白天闷头在田里种胡椒、晚上自己去补习高中课程。

　　当年的“初中生”，已能翻译英文医学文稿

　　1968年3月，王焕林应征入伍。和别的新兵不一样的是，他的行李中还带着高中的课本。

　　一艘长长的拖轮，把王焕林和他的战友们拉往苏北大地，这里驻扎着有光荣革命传统的12军。

　　新兵连的集训一结束，王焕林就和其他两位战友一起被选送到卫生队。原因很简单，王焕林在入伍前，曾经担任过村里的卫生员。无巧不成书。卫生队的队长方明德，就是去武进接兵的军官。王焕林说，这位8年制医科大学生是自己迈入军队卫生工作的第一个启蒙者。而卫生队的生涯，也让王焕林对军队卫生工作有了最感性的认识。

　　其后，1972年，王焕林又被选送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更为系统正规的学习。用的是“文革”前的医科大学教材，授课的老先生们都是卫生界的“高手”，比如我国胸外科医学的奠基人吴公良，林巧稚的同学、妇科专家苏延华等。

　　而亲自主抓他们学习的，是我军闻名的医院管理专家、南京军区卫生部部长耿希晨。耿希晨是位“三八式”老八路，管理水平极高。王焕林到现在还记得耿部长对学员们说的一句话：“你如果想当好医生，你得做好一辈子寂寞的准备！”

　　向实践学，向专家学。王焕林的从医生涯就是一段始终延续的学习过程：去驻地医院和医学院进修、去上海的高校进修、去国外进修……学习的过程，也是经验累积的过程。

　　1980年，王焕林调动至解放军102医院时，先是被分到传染科工作。传染科的办公室书架上，有一本已经落满灰尘的英文原版医学专著被王焕林注意到了，这是美国人编写的一本消化内科专著。在阅读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其中关于“血清胎甲球水平增高是重症肝炎疗后良好的标志”这个论点，和以往的经验正好相反。于是，他默默捧起来并进行了翻译。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