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果巷东段现在还保存有两支牌坊石柱，东边的一支竖立在董氏宗祠前，名进士坊，西边的一支则竖立在唐荆川故居贞和堂前，名会元坊，是为纪念唐顺之参加明嘉靖八年（1529）会试得第一名而立。明清以来，青果巷唐、董两家为常州望族，当年两家科甲连绵，据统计两家各出进士20名左右，唐、董两家世代联姻，唐顺之（荆川先生）的姐姐嫁对门的董后峰，后峰之父董绍（官新昌知县）又为唐家外甥；每逢过年，两家的女眷出门互相拜年，但古代官宦人家的闺房千金是不能与路上闲散的男人混杂为伍的，她们遵循着孔夫子“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为此，青果巷东西的木栅栏门便为之临时关闭，所有行人只好绕道对岸的东下塘了。

　　董氏宗祠原来从青果巷南侧113号一直到老运河（史称前河）北岸，祠堂西是115弄，祠堂原有多进，还有一个大花园，但今天仅存清式五开间老屋一进，许多房屋多已出售或成为公房而被改建，早已面目全非。真的如唐朝诗人刘禹锡《乌衣巷》中的两句诗：“旧时王谢常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在董家的近20位进士中，最后一位董康还是值得一说的，历史上常州的望族往往互相联姻，清末重臣盛宣怀曾有一位董夫人，董夫人与董康本为同族，在盛宣怀17万件信函档案中就有董康写给盛宣怀的信。董康自幼聪慧，勤奋好学，清光绪庚寅科（1890）进士，任刑部主事，他是我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董康早年曾到日本考察法律，明治维新后的同本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早在1905年董康就与章宗祥联合纂拟《刑律草案》（稿本），这是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光绪三十四年（1908）董康曾起草《钦定宪法大纲》，光绪皇帝旨准在全国颁布试行，这是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进入民国后，董康于1914年任北洋政府法律编查会副会长，大理院院长（国家最高审判长），后又担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和制币局总裁等。

　　董康博学多才，是民国早期全国有影响的人物，1923年董康以中国政府调查工商专使的身份赴欧美考察，在法国调查期间，他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室”抄录有关我国唐代的法律史料，并撰写《敦煌书目》，有极高价值。回国后，董康仍担任大理院长，并被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他还筹设了上海特别法庭，1926年董康创办了上海法科大学，被聘为校长，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史良当年就是董康门下的高足，董康被国人一致公认为是中国法律界的权威。1926年9月，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激战，东北奉军和山东鲁军决定南下援孙，董康竭力反对，并代表江浙前往江西面见孙传芳，陈述人民希望息战的愿望，董康还有多部重要的法律著作问世。1932年董康还义务充当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的辩护人，依法公开为其辩护，董康还是著名的版本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刊刻家和戏曲研究者，他曾从日本买回很多流失在东瀛的中国古代珍籍，回国后他重金刊刻发行，抢救了中国的文化，他在北京法源寺还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刻书工人。董康创办的《诵芬室》刊刻的书籍质量之高堪称“无与伦比”，在当时就成为新善本，1909年金石学家罗振玉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就是由“诵芬室”刊行。日本侵华期间，董康曾在伪政府任立法院长，虽晚节不忠，但瑕不掩瑜，董康对中国法学的贡献却是划时代的。

　　董康的族侄董絸庵是常州的文史大家，他曾任民国《武进商报》主编，他还是常州图书馆创建时的主管，解放后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他酷爱搜集常州地方文献，为编纂《武进县志》作准备，数十年来，他所收集抄录的常州乡邦文献有一万多册，存放在五六十个书柜中，1966年8月这些珍贵文献被红卫兵“破四旧”而烧毁，这是常州文化史上的一大浩劫。

　　青果巷董氏老宅曾是钱名山、谢玉岑、唐玉虬、顾峤若、羊牧之、恽宝惠、谢翰东等常州名士举办“文化沙龙”之地，一时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延续着常州的文脉。(文/包立本 陈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