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八旬的常州籍知名管理学家潘承烈教授，一位潜心于运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演绎现代管理理念的老人，去年登上了第三届“中国管理科学奖”的领奖台。

　　作为我国管理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中国管理科学奖”每两年才评选一次、每次奖励数量不超过15项。潘教授的老朋友、常州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负责人孙志伟先生觉得：潘老的获奖“再次表明了学界对其独辟蹊径地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融于现代管理实践的充分肯定”。

　　而潘老对家乡更是充满感情，曾数次专程回到故土，为家乡企业家们传授管理思想。

　　“一汽”最初的生产管理体系，基本源自他的笔记

　　潘承烈和管理的“结缘”有些偶然。

　　1950年，作为新中国首届大学毕业生，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高材生潘承烈理所当然地被延揽去参与新中国的汽车制造建设。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即着手筹划建立汽车工业。1949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前苏联与斯大林商定援建中国的大型建设项目中，就有一个大型的载货汽车制造厂。1950年项目正式确立，由当时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厂负责援建，随后，我国把汽车制造厂项目列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

　　1951年1月18日，当时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召开会议，决定在四平至长春一线选择厂址生产吉斯150型4t载货汽车，初定1956年建成投产。会后，国家选派孟少农、陈祖涛、潘承烈等组成订货小组，于当年4月赴莫斯科，认可工厂技术设计和办理设备分交，聘请专家、派遣实习生等。

　　这是潘承烈平生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时，我方更在意对其“工艺、技术领域”的学习，而对对方的“管理经验与体系”却鲜有人关注。而奉派至前苏联期间，潘承烈感兴趣的却是苏方完备的管理制度。他的刻苦与用心，引起苏联专家的关注，于是常常把他喊到办公室“开小灶”，给他讲授管理理论知识。学习期间，潘承烈记了50多万字的笔记，而这些笔记正是当时最先进的管理理论与经验。

　　回国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领导让他把这些俄语笔记翻译成中文，然后厂内组织了向全厂生产调度人员的讲座。当时，一汽的整套生产管理体系，基本都来自他那几本厚厚的笔记。

　　潘承烈和华罗庚，两位老乡的不解之缘

　　1965年，金坛籍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提出了著名的“统筹法”。潘承烈是那种善于把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的知识分子，在华罗庚的启发下，他大胆在红旗牌轿车的生产成本管理中运用了统筹法。就此，两位老乡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华罗庚正在将统筹方法推广应用到企业去进行试点，并已取得几个成功案例。但他希望进一步在大企业中试点。”潘承烈回忆说，华老把这要求向国家计委提出后，“计委转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便让长春第一汽车厂接受这一任务。”当时，潘承烈正在一汽从事红旗轿车小批量生产的计划安排工作。

　　按照华罗庚的要求，他先向大家作有关“统筹法”的报告，然后由企业人员根据本企业实际如何应用箭头图作为他报告的一个习题接下去做。当潘承烈完成了这习题后，华教授就和他攀谈起来，“我们都来自清华。他1950年3月从美国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清华。那时我正在清华机械工程系读四年级。”潘承烈说，“当时我们和他没有接触，只记得1950年4月1日在清华大礼堂开过一个欢迎他和与他一起回国人员的大会。”潘承烈从交流中知道，“华老是江苏金坛人，他母亲则是武进人，和我还是同乡。这下我们也似乎有了不少共同语言。”

　　在一汽的试点中，华罗庚颇有预见地建议：“这么大一个企业，在生产管理上可以应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不久，一汽就组建了这方面的专业队伍。临别时，华罗庚还专门为潘承烈抄写了他的一首诗作，诗中写道：休辞行ㄔ亍，背篓攀云路，鲁阳已挥戈，酣战日正午。“这首他亲笔书写的诗篇，是华罗庚留给我初次相识的最好纪念。”之后，潘承烈一直保持着和华罗庚的书信联系。

　　1972年9月，华罗庚带领小分队到东北三省推广统筹法、优选法，点名要已在文革中被发配到车间做工人的潘承烈参加。从那时起，潘承烈便成为推广小分队的一名成员，在华罗庚身边工作，随着他走南闯北，跑遍了10多个省和自治区，经历了各地推广应用“双法”的全过程。在与华罗庚长期相处中，潘承烈“对这位老科学家的思想感情、他的人生抱负、他的价值观、他的治学之道、为人之道，有了更贴切的感受”。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