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苏南解放。原本在淮阴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移师无锡惠山之麓，更名为苏南新专，招生200余人。高晓声和我是同班同组，朝夕相处。他生活上比较散漫，不拘小节。当时学校里聚集一批人才，后来名家不少。如北京作协主席的小说家林斤谰，在校时就爱喝点小酒。那时没有工资，有次付不出酒钱，就用几张邮票给酒店付账。高晓声也有点放浪形骸，不大整洁，我们批评过他。因为当时学校是男女生同居一室。我们组宿舍里住6男3女，尤其是夏天必须衣冠楚楚，以蚊帐为男女之大防。校长是苏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汪海粟，他动员时说，我们都是干革命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我们也应该是最纯洁的，为真理而斗争；男女同居一室，可以互相帮助，重活男生做，缝缝补补洗洗女生可以帮忙。学习终了，也未发生什么桃色事件，可以证明大家很听从汪校长的教诲。这在今天似乎不可设想，都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却都那么循规蹈矩的。

　　高晓声似乎从来就有文学天分。他自己不拘小节，马马虎虎，却又对社会生活上一些细节观察入微。举个例子，他有时到街中心坐着看人着装，那时兴中山装。他半天发呆似地看下来，发现百分之百的人不扣风纪扣（中山装领口上两个铁丝搭扣），百分之八十几的不扣第一颗纽子，百分之二十几的不扣下面最后一颗纽子，5颗纽子主要用了3颗。这似乎近似今天流行的西装穿法。日后高的小说里，一些细节描写生动细腻，就得益于他平时的细微观察。

　　知识分子总是心忧天下。苏南新专的莘莘学子，三分之一都在反右中陷落。高晓声与校友陈椿年等想办《探求者》同仁刊物，被打成极右。陈椿年被送到青海监狱劳动改造；高晓声有肺病，下放回武进家乡，妻子也染上他的肺病而早逝。后来，幸得一农妇见高可怜，摸些鱼虾给他吃，使他得以康复，也成就了一段爱情，体验了一段生活，为后来他的成熟垫了底。

　　从新专毕业不久，他就因一篇小说《解约》（写反封建婚姻）而出名。他劝我说，你在基层工作，生活多彩，但不要光埋头工作，要动动脑筋，有点想象力，搞文学总要有点“想入非非”，才能写出现实而又浪漫的作品。可惜我一辈子也“想”不出来，辜负了他的期望。他在文学路上一开始时很顺的。他与叶圣陶公子作家叶至诚是至交，叶夫人姚澄（锡剧四大名旦之首）说高几乎天天在他家吃喝。他与叶同议论同写作，一同合作写出了讲合作化的名剧《走上新路》，“这野野豁豁一大片，都是合作社的田和地”，这些唱词，一时传诵田野。可惜到了反右时，这对知己都成了右字号，叶有老父圣陶先生，算是从宽处理。苏南新专中最杰出的女生彭令昭（后改名为林昭），则在后来冤案中被枪决，是最不幸者。如今反思这些右字号同学的言行，其实都是忧国忧民的逆耳忠言，并无“反动”之处啊！

　　好容易熬过文革，高晓声在武进当中学教师，写出了《李顺大造屋》等名作。工资改革中对他有争论，晋升指标很紧张，评议者认为他教学上不算突出，他一口武进土话，不擅演说和讲课，因而评不上。但他在文坛上贡献是突出的。后来我请示镇江地区教育局（当时武进属镇江地区），从地区来拨一个晋级指标，不占用当地名额，总算解决了矛盾，也使他的生活困境有所缓解。

　　晓声未达耄耋就走了。他的成就，得益于他的性格、磨炼和悟性。也说明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真理。后期出了大名，反而也就没有多少大作了。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