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人何事长独棲，只为此中有佳处。”这是明代中叶文坛影响重大的 “唐宋派”重要领袖、抗倭英雄唐荆川 （名顺之，字应德）的诗句。我以为，用荆川诗句来表述江可群《陈渡草堂·唐荆川读书处》图之意境，最为恰当。就画而言，可以说画家将披擦点染转化为个人抒情写意的手段，松竹与楼阁在画面上的置陈布势与笔走墨舞相呼应,营造了一个有“势”的图境。由此我想到清初著名学者王夫子《薑斋诗话》中一段著名的话：“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王夫子从古人的画论之中拈出一个“势”字，并把它上升为一幅审美性的绘画作品与一般说明性图像的最关健的区别。尽管说明性图像也有以小表大的特点，但充其量是一种写实的说明，而不能引起超越它现实本身的审美意象。而好的绘画作品，则通过画中标示或形象的“势”，能在赏画者心中唤起对真实山水的审美意象和无限遐想。可群在画中所营造的“势”，即是要唤起我们对贤哲唐荆川及其精神的敬仰与弘扬。

　　唐荆川是明嘉靖年间从常州走出来的文学家、军事家、思想大家。

　　就散文学而言，明代唐宋派王慎中、唐荆川、茅坤、归有光四大家中, 创作成就最高者当推唐荆川和归有光。《明史·唐顺之传》称其“为古文，洸洋纡折，有大家风”。理论影响最大者无疑是唐荆川。书画大师徐渭在学术和文学上的 “本体自然”思想，深受唐荆川“天机自然”、“本色论”的影响,。徐渭在《畸谱》一书中，把他一生所师事的人物列为“师类”，一共有五，其中有“武进唐公顺之”。唐荆川将散文学的重心从先秦两汉拉回到唐宋，从辞的偏颇拉回到文道的统一，从模拟转向为本色，形成其“直抒胸臆，信手写出”的 “本色”论理论核心。这在散文学史上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我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正是由唐荆川《文编》与茅坤《八大家文钞》两书的编订与倡导，从而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文统的强调与“唐宋八大家”的确立，更为后代散文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就军事而言，唐荆川晚年北出塞、南抗倭建立壮烈功业。其发明的短柄枪术“锁倭枪”出神入化，在与倭寇的搏斗中出奇制胜而成百姓传颂的英雄。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记载了他于西兴江楼拜荆川为师，学习枪术的经过。

　　就学术思想而言，唐荆川罢官后，在宜兴和陈渡草堂苦修16年，读书破万卷，于理学研究方面用功之深、见解之精、贡献之大，在儒士中少有匹敌。他把王阳明“心学”思想与程朱理学完美地融于一身，形成了他“以天机为宗，无欲为工夫”的“天机说”思想和经世致用的学风，并与常州另一大儒薛应旂（号方山），被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列为“南中王门”学派主要代表，故而能卓立和影响于明清儒林。

　　唐荆川作为对常州文化发展有着历史性的贡献者，可尊之为常州文化传统复兴第一人。当我们重新梳理以“经世致用”之实学精神为特征的常州文化时，系统审视他的学术思想，会认识其贯通儒学而形成的内圣外王合一的学术思想及其文学观，标志着常州儒学传统的新拓展。他的文学理论源于其学术思想。他的“以天下为己任、勇于任事、经世致用”的思想，直接和深刻影响了晚明东林学派、清代“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等经世致用和言内意外的实学思想和理论。 

　　以“千古唐荆川”为题，是受启于荆川本色论的“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之说。陈渡草堂读书处作为荆川学说与诗文成就之处，则与荆川公的学术思想、历史功绩一样千古不可磨灭。相信可群先生作《陈渡草堂》图，同样有此深刻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