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蒋维乔与小自己2岁的张鲁兰结婚。当时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观念还未普及，婚姻基本上都是包办，先结婚后恋爱是一种普遍模式。这种形式的婚姻在近代多受冲击，婚后感情融洽的不多，离开家乡、到了上海另寻真爱者所在多有。刘海粟当年因爱上表妹杨守玉而逃婚，但是他到上海之后，表妹也随即被抛在脑后。蒋维乔可以算是其中的特例，他和妻子的婚姻生活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跟他不断鼓励妻子与自己共同进步有莫大关系。

　　1903年，蒋维乔来到上海定居，当时就把妻子也带到了上海，并将其送到务本女塾读书。蒋维乔受当时思潮的影响，已经形成了男女平等的观念。他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男女同生天地间，同有天赋之权利，同有争生存之能力。”他也非常强调女子教育，认为女子不读书会导致愚陋暗昧。将妻子送去读书，是他身体力行贯彻这一思想的表现。他的妻子开始因为不适应学校生活，对上学读书这件事很有抵触，但由于他强制执行，妻子无可奈何。妻子在务本女塾住校，8岁的儿子跟在他身边，每个周日到务本女塾与妻子团聚一天。儿子从未离开过母亲，与母亲分别后整日啼哭不已，搞得他心力交瘁，儿子也日渐消瘦。蒋维乔于是和蔡元培商量到爱国女校任教，让妻子也转到爱国女校，可以一家团聚。蔡元培当时对他携妻带子很不以为然，告诉他：“我们男人根本不宜带领小儿。”当时蒋维乔月薪不过40元，经济窘迫，再加上他觉得妻子年纪较大，只能粗知书算，读书当是无大希望，所以他让妻子回家，儿子也转入好友办的育志小学读书。下半年由于他的工资增加了，他将妻儿从常州接来，并让儿子到文明小学堂读书。1907年上海新开了保姆传习所，蒋维乔又将妻子送入读书，不料上课不到1个月，因身体多病又告中止。

　　在蒋维乔心目中，妻子有时好像是他进行教育改革的一件试验品。蒋维乔如何判断这个试验的成败，外人很难知道。就读书求学这一方面而言，蒋维乔的各种尝试都可以说失败了。蒋维乔关心时事，爱读书，勤钻研，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在这方面，妻子确实和他颇有差距，所以他偶尔也会在日记中表达对妻子的某些妇人之见的不以为然。1910年岁末，慎食卫生会在张园开剪发大会，蒋维乔也随之在家中自行将辫子剪去，妻子看到他剪辫子，以为他要出家，痛哭失声，蒋维乔啼笑皆非，并抱怨“妇人心理殊不可解”。但是另一方面，张鲁兰确实在蒋维乔的指导下不断进步，不断努力缩小和蒋维乔之间的距离。她第一次到务本女塾读书之后，看到了很多和自己情形一样的女子认真读书，感触很多，觉得不应该嫌自己年纪大，自己看不起自己。1904年春节，蒋维乔、庄俞等人在常州办女子讲座，张鲁兰还上台演讲女子宜读书、不缠足、不佞佛三事，不久，张鲁兰的这篇演讲便刊登在《女子世界》中。和同时代很多的新知识分子相比，蒋维乔少了很多的绯闻，他和妻子虽然有差距，但双方都在尽量弥补。在平时日常生活中，两人也颇恩爱。每逢节假日，蒋维乔还经常带着妻子外出游玩、吃饭，欣赏风景。总的来说，他的婚姻生活还是美满的。

　　蒋维乔进入上海的时候，仍然是上海青楼十分繁荣的时代，但他几乎很少涉足那些场所，这和他一贯注重修身、静养有关，但他的性格和家庭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一点从他的婚姻关系中便可以看出一二。而他对家庭的注重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蒋维乔曾在《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称自己“比较的偏于温和派”，他早年虽然参与了《苏报》等活动，但和吴稚晖、沈步洲等参与革命的同乡的关系并不佳，觉得他们“叫嚣隳突”，“举动幼稚”，此后便一意从事教育，“期获实益，不尚空谈”。这种较为理性和务实的思想也同样体现在他的家庭观念中。所以，他虽也为新式知识分子，但对家庭的观念并不激进，而是始终持一种渐进改良的观点。他一直认为要对婚姻家庭进行改革，首先就要有传统道德的熏陶为基础，才能化“昔日之私德为公德”，“领略新学说而无有障碍”。因此，如果妄言自由，肆意委行，破坏传统，其结果只能是“野蛮自由”。

　　他的父亲早年出身贫苦，但好读书，爱艺术，个性勤勉认真，这些都对蒋维乔有着相当的影响。而且父亲非常开通，蒋维乔曾与之讨论改良家俗，如撤去五路神等祭祀，父亲也表示同意。所以蒋维乔对其十分尊重。母亲一向爱护蒋维乔，她自己不信西医，但蒋维乔推荐西医给她诊病，她就接受，蒋维乔自己也说：“母亲非信西药，信之余言也。”所以他对父母一直相当尊重，父母来上海游玩，母亲来上海镶牙，他在日记中始终用“侍”这个词，对父亲他也始终称呼为“严亲”、“严君”，和传统士大夫在日记中没有什么差别。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