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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吆喝
会“讲”故事的洋鸭子
尽管霍夫曼矢口否认，自己的创意与坊间流传甚广的“小黄鸭漂流记”有关联，但这则故事毫无疑问为他的“大黄鸭”增添了不少奇幻色彩。故事是这样讲的：1992年，一艘从中国出发驶向美国的货轮，途中遭遇暴风雨，装载有约3万只浴盆小黄鸭的货箱倾入大海，那些小鸭子历经十数载漂流，有的抵达英国，有的在美国靠岸，其间，有好事者还成立了“追鸭族”，时刻关注这只“鸭子舰队”的动向。
若干年后，当曾经游弋于澡盆和海洋里的小鸭子，在数台鼓风机的吹涨下，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回到中国后，它俨然已超出艺术的范畴，成为了一个文化事件——明星们争相前往合影，不论谁是谁的陪衬，看“大黄鸭”都成为一种时尚；微博里有句流行语：“爱她，就带她去看‘大黄鸭’。”“或许是它的这一样式正好迎合了当下社会与大众心理，‘大黄鸭’本身成为了一种符号，就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玛丽莲·梦露成为美国消费文化的符号。”艺术时评人陈晓峰说，“大黄鸭”进入公共空间，并影响到公共生活，就已构成一个公共事件。
这种公共性体现在艺术层面便是，“大黄鸭”并不以独立的视觉形象存在，而是与周围环境一起形成一件全新的作品。于是，人们有了五花八门的解读。有人读出了“曾经象征劳动密集型的小黄鸭，摇身一变成为‘高富帅’的艺术品”；有人“从它全身上下萌得可爱的外形，感受到压力释放”，尽管霍夫曼本意是“让身份、身高不同的参观者在它面前，都显得渺小，每个人都近乎平等起来。”
可即便有了这各种解读的东西，在陈晓峰看来，“大黄鸭”还远谈不上像唐老鸭那般经典，造型也还略显粗糙，可人们还是为它所吸引，除了反映人们的审美倾向发生变化，也离不开宣传团队精明的“营销”，让一件并不复杂的艺术品成为话题性、事件性的文化资本。一个有力证据是，在决定到维多利亚港展出的数年前，霍夫曼就已开始联系香港当地制造商，希望他们每年向民众送出一万只左右小黄鸭。
“这就是高明的营销策略，而随后话题不断，又让热度持续。在维多利亚港主动‘泄气’检修，被传成内地游客扔烟头所致，让内地媒体忙不迭辟谣；落户北京的园博园后，‘大黄鸭’原该扁平的‘鸭嘴’成为尖细‘鸡嘴’，又引得人们调侃式转发。”陈晓峰认为，相比“致我们已然逝去的童年”的“怀旧说”，“大黄鸭”的热度传播与时下正流行的微信、微博分不开，轻轻一点，各种萌态的“大黄鸭”就散播出去，让人萌生爱意。
不过，在台湾树德科技大学设计系教授曾英栋看来，营销输出策略还只是“小手段”，真正厉害的是他们从骨子里就会“讲故事”。“国外顶级设计公司避免把自己定位于‘设计机构’，他们更愿意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因为，好设计只有与内容结合，才会持久有效。”他说。
有些懒
一地山寨“留”不住创意
傍着“大黄鸭”走红的，还有众多它的“小伙伴”——玉渊潭的“绿梦鸭”和那七颗鸭蛋；黄浦江上一艘“烤鸭版大黄鸭”渡轮，其他造型雷人的“鸭子”更是一夜间从国内不少城市冒了出来。于是，举国尽是大黄鸭。
而且，不少人还振振有词，认为有澡盆小黄鸭在前，霍夫曼的“大黄鸭”谈不上版权。“放大的方式原本就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而且，对于置放公共空间与材料选用的考虑，都是一种创新。”夏季风说，作品并不单纯放大，而是通过放大的作品来改变公共场所，创造出一个新环境，这才是它的艺术价值。据了解，霍夫曼从最初萌生创意，到创作、修改，前后耗去近六年光景，也正是由于这些努力，让“大黄鸭”在先后游历10个国家13座城市期间，都成为“宠儿”。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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