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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偏偏到了中国，出现了令霍夫曼“惊呆了”的众多山寨版本。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对山寨“大黄鸭”颇有些徒叹奈何，“如今国内电视台也倾向于从海外购买一些热播栏目的版权，可没有几个人愿意静下心去钻研它背后成功的诀窍，懒惯了。结果就是除了赚取收视率，支付版权费，什么也留不下。”
园博园内，与“大黄鸭”逗留园博湖毗邻不远处，一块巨大广告牌上有一顶画有大黄鸭的厨师帽，还附加一行广告语：“品全聚德烤鸭，看北京大黄鸭”。“我们习惯了借用已有的声势，顺手拿过来为我所用，可谁去做那个‘声势’的起振点？”陈少峰说，“大黄鸭”创意的部分源头还来自中国制造的橡皮鸭，“原本在先的‘中国制造’给予了‘大黄鸭’诞生的可能性，然后，‘中国制造’还得亦步亦趋跟在它后面模仿。”
在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曾辉看来，这只熟悉的陌生鸭，让人们回到了一个原初的起点，无论多么宽广的水域都成为了“浴缸”，再大的城市也不过是一间“大房子”，生活其间的人们成为“一家人”。而这样一个“微缩”的实现正是创意的精髓。据曾辉介绍，北京国际设计周作为唯一的授权单位，首次成立了“总体策划”、“搭建”、“宣传”、“衍生品开发及销售”和“法务”等部门在内的“大黄鸭”专项小组。而且，已经有意大利厂商有意购买中国的设计。“但这一切都有赖于人们认同原创设计才是商品的核心价值。”
据霍夫曼透露，在荷兰建造房屋，其中1%的资金被要求投入到鼓励艺术家的创作当中。“国内也有相当出色的当代艺术家，但还欠缺诞生‘大黄鸭’的火候，艺术家不能有惰性，还得原创，政府也要对公共艺术加大投入。”中央美院城市学院副院长王中说。
有底子
尚缺好的当代公共艺术
人见人爱的卖萌外形，精明得当的吆喝劲儿，外加一个温馨的故事内核，这样一只“大黄鸭”轻轻松松就俘获万千国人的心，最起码，赢得超高人气。就连霍夫曼本人也承认，“大黄鸭”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此前造访法国、德国、巴西、日本时的情形。从此，国内公共艺术谱系里，将留下“大黄鸭”的身影。
于是，有人开始质疑国内从来就没有过好的公共艺术品，认为“大黄鸭”来中国是一次启蒙之旅。“我们总习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不思进取当然不对，也不能妄自菲薄。”在著名美术史论家刘曦林看来，“大黄鸭”的走红，不是因为荷兰人这件作品做得有多么的好，而是国内同时代此类艺术品落伍了。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吕品昌参与主持过国内众多公共空间的雕塑项目，他也认同，国内曾经也产生过无论影响力，还是美誉度都不低的公共艺术品。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一例。
他介绍说，在历时9年的兴建过程中，建设单位曾经停工若干天，专门组织十万人到广场参观并提意见，最终被采纳的建议就包括将碑座上原拟定的真实历史人物形象统一虚化，不再突出个人英雄。时隔20年后的另一件公共艺术品，同样大获成功，却曾掀起过轩然大波，它便是袁云生为首都机场设计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上赫然出现两个裸女，首开中国艺术界在公共场合出现人体的先河。起初，这一作品获得空前掌声，有一种说法是，当年，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卡车拉着群众前往参观。不过，这件前卫作品很快便难逃厄运，曾经被一堵假墙体足足遮盖10年之久。
“如今，公共艺术品越来越少政治符号，已经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文化福利。”著名美术评论家殷双喜以完成于上世纪末的王府井商业街组雕为例，认为不少作品没有再搁置到有防护意味的台座上，而是让游人走近抚摸，甚至把玩，就是将高高在上的公共艺术品还原到人间。“不过，这样的成功范例并不多。”在他看来，国内民众对公共艺术的需求，已经超出了现有公共艺术品能提供的“满足感”。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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