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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崖下方有连着一处五六个房屋，叫和尚湾。“以前高梁寺僧人住的地方，地名还在，早就是村民居住了。”高秀英年纪五十来岁，穿着一件绣着某工厂标志的旧帆布工服，她说“这是孩子打工回来给我带的”。砸佛像的那几日高秀英一直能听见声音：“他们都是夜里来，我能听见叮叮咣咣，但是我第一次就问过警察，这事谁管？没人答复，后来我就不敢管了。”她和丈夫及公公生活在一起，家里在山上种着竹笋、花生、玉米。“这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去重庆的多，因为道路比较近。整个和尚湾原来有二三十户，算作一个大队，现在平时只有我这一家三人，田地很多都荒芜了。”方圆几里都是山。“我们和走的邻居说好了，谁家被偷就偷了，我们不给看房子，小偷太凶了，连柴草都搬，我就只好养着狗，但人我是绝对不敢出来的。”那天石窟被盗的夜晚下着大雨，高秀英听见响动，她告诉记者：“只能心里念佛，觉得造孽。”
文保与宗教协会的交叉地带
释永明在重庆大足还有一所更气派的禅院。“大足的管理方式，是把石窟都围起来，你要看就付140元的门票。”虽然寺庙和石窟名义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实际上，庙宇归宗教事务局管理，有名录的大型石窟归文物局管理。“文物局每年拨多少钱给一个点，这里的工作人员是文保单位的，收票归文物部门，看管都是正式员工有工资。”释永明曾经也想自己把后山这一片石窟“盖个小房子，放一个人在那里，把石窟周围修一条小路，和高梁寺连接起来，这样有些人去上香，我们就摆些香火”。农民出身的住持是个很实际的人。“我估摸着这个石窟周边建造就需要20万元左右。”这笔钱无处申请。虽然是荒野一个小庙，住持几乎相当于很严谨的管理者。“你去向上面申请经费，肯定是不行的。我想给高梁寺整修道路打过好几次报告，但实际上还是靠我自己化缘。”释永明刚刚筹得一笔30万元的款项，他说，“下次你来就可以直接从公路上的入口进入我的寺院脚下了。”
“我们不能干涉文物部门工作，他们也不会侵占我们的地方。但是两个方面却有很多争管地带。大足的石刻和庙宇是分开管理。如果我去管了，文物部门又要来收门票，那我就引起矛盾了。”作为寺庙管理者，他的第一要务并不是保护文物，释永明甚至更推崇自己从缅甸请来的玉造像等，说“这是我的镇寺之宝”。他说并非不珍爱那些唐代石碑、石刻造像，“只是这些东西如果真的那么好，文物部门就会来拿。就是因为我后山这个石窟其实不算好的，所以我才有权去管，可是这笔钱还没有到，就被偷了”。从心理上寺庙始终觉得石窟是自身一部分，释永明说：“我在这里6年，每年都要问问相关部门，有没有修路和让我管那些石窟的计划和经费，答案都是经费紧张。”
下午按课时敲鼓念经，看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乡民，就知道释永明还是有底气。每年四次农历十九，在高梁寺附近烧香烧纸拜佛者极多。但是现在寺庙在功能上已经不再把石窟作为重点。“年初的时候一个外地做生意的回来放炮烧纸，是用一个东风卡车拉来烧的。”本地人因为相信这里风水好，都愿意为各种法事尽力。“拜菩萨是有，但是要是说让他们保护石窟，很多人就不热衷了。”释永明对于大足石刻的游人倒并不羡慕，“游客多并不说明人家就喜欢相信”。他自己有QQ号和一辆富康车，长年奔波在大足到内江的庙宇之间，还经常要出去开会，自己种着原来就属于庙里的山上的农田，晒好的花生一粒坏的都没有。“有些人把捐的香火钱寄到宗教局或者高梁寺，我就托村里人买上好的腊肉香肠寄给他们。”
“过一两年总有一拨老师，专门为了石窟而来，有照相的，也有只是看看。他们自己来自己走，有的在我这里还住过几天。”按照仅存的一点上世纪80年代的记载资料，当时这里还叫“菩陀岩”，整体算下来应有300多尊大小石刻，但是清晰完整的已经只有几十尊了。当时记载中主佛“第十七龛的观音造像中，两尊观音并立，同着拖地长裙，戴宝珠式冠，配耳环，饰璎珞，腰系垂带，右手高举，左手下垂，立姿于台上。左侧题刻‘敬造□□观音菩萨二身，右第子张□□，妾扬氏遭患，发愿造前件……大和三年四月十五日设斋’。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按照这个年份，这处石刻早于大足石刻，而晚于离其最近丰美繁华却极少人知道的安岳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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