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五代两宋，正是花鸟画逐步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有关花鸟画的创作技法与呈现方式大都形成在那个时代。后代一些有大成就的花鸟画家也都是从五代两宋的作品中汲取的营养，于非闇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成熟起来的。

　　1914年2月，我国第一家具有博物馆性质的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宣告成立。同年10月，陈列所向社会开放，人们第一次得以亲见宫廷旧藏的各类名迹。于非闇于1937年后出任古物陈列所附设的国画研究馆导师。真正让于非闇大开眼界、饱读大量古代花鸟画名作，就在这段时间。我们从于非闇这一时期认真临摹甚至背临的《祥龙石图》、《写生珍禽图》、《栀雀图》、《五色鹦鹉图》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赵佶作品的关注和用功程度。

　　于非闇工笔重彩花鸟画的取法路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从古代绘画遗产中汲取的营养。例如上面所引题款中提及的五代两宋尤其是赵佶、明代陈老莲等代表画家的作品；二是在对自然界真实的花卉禽鸟的写生中感受到的物情、物态；其三则得益于对优秀民间工艺及绘画技法的借鉴与学习，比如宋代缂丝技法等。取径广泛的技法滋养，加之画家自身的辛勤创作，使于非闇在解放前即已享大名于画坛。建国后，他更历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等职，成为无可争议的近现代工笔花鸟画领域的一代名家和奠基人。

　　与于非闇同在国画研究馆中任导师的还有张大千、汪慎生、黄宾虹等人。其中张大千的工笔花鸟画创作在当时也算是开一代生面的大家，同一时期的谢稚柳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人物。他们三人的取法路径与艺术特征，有着明显的共性与差异。

　　于非闇在上文题款中言及早年曾学过陈老莲的画法，张大千也有很多师法陈老莲笔意的作品，而谢稚柳，从画风甚至书法题款，更是受到陈老莲极大的影响。不同之处是于非闇专门从事工笔花鸟画创作，而张大千和谢稚柳除工于工笔花鸟画外，还精于山水人物。

　　由陈老莲画风而上，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五代两宋的花鸟画传统上，这让他们同时成为了工笔花鸟画艺术史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我们从现今三位画家的遗存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直接师法五代、两宋以及陈老莲画风的作品。差别在于，于非闇师法赵佶的“宣和画风”更能见出富贵古朴的风貌，而谢稚柳则更多地表现出淡雅隽静的意蕴，张大千则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观照吸收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菁华。此外，在勾线赋彩的工笔花鸟画样式之外，谢稚柳还对墨笔没骨式的工笔花鸟倾注了不少热情。为人熟知的《十幅图》中，八开山水之外，《荷花》、《茶花》两幅墨笔工笔花卉，代表着谢稚柳在“以墨色代彩色”的墨笔工笔画上取得的最高成就。这一表现技法在当时算得上是工笔花鸟画的“别调”，而在当代则直接启发了众多年轻画家的创作灵感。这不得不说是前辈画家的智慧之花在当今画坛结出的丰硕果实。

　　至于张大千，更为人们乐道的是他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敦煌壁画进行的系统临摹和研究，这也让他在更大的范围之内了解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面貌和成就。敦煌壁画对张大千的影响是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这样一种视野与思维上的升华在他作品中最直接的反映就是画作中浓艳瑰丽色彩的应用、画面装饰性的提升和高古笔法与设色的配合表现等等。这一特色，也让张大千的工笔花鸟画风在当时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而备受世人关注。

　　当时，还有以“南陈北于”之称和于非闇齐名的陈之佛。陈之佛不光是近现代工笔花鸟画的一代大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美术教育家，更是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开拓者。

　　陈之佛的绘画经历有着不同于其他传统画家的地方。他早年就读于浙江工业学校机织科，毕业后留校担任图案画教师，随后又往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系统地接受了现代美术教育。现代化的观察方式和造型训练使陈之佛非常重视素描、写生技法的作用，对此他还下过艰苦的功夫。与陈之佛在东京留学时相识并订交的丰子恺后来曾为《陈之佛画集》作序，序中如此介绍：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