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艺术市场定价的关键

　　在艺术批评家朱其看来，尽管拍卖行现在双假横行——作品假、价格假，但仍然有无数人趋之若鹜。其原因，一方面是大量游资找不到良好的投资渠道，更关键的是，艺术拍卖场掌握着整个艺术产业链条的定价权。

　　艺术品市场可供参考的数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拍卖公司本身的成交额，二是画廊成交的数据，三是文物私下交易的数据。而画廊一般又以现金成交，不开发票，文物私下交易更难循其踪迹。最终，公开拍卖结果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艺术价值评估依据。

　　目前艺术市场上比较看重的分析数据，雅昌国画400指数、油画100指数，都是以公开拍卖的艺术家作品成交价作为要素计算。而邦文投资学术研究部总监赵孝萱也承认，“我们会把拍卖成交的数据作为艺术基金投资评估报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拍卖行现在是各类人表演的舞台，他们制造出的虚假数据，又被研究机构和媒体放大，控制着社会舆论，接着成为一个个影响金融资本的评估报告，又在一级市场上成为艺术家定价的依据，一环套一环，最后形成恶性循环。”朱其说。

　　投机资本介入艺术品市场炒作，就必须要在艺术品市场价格定价源头做文章。举例而言，如果一个炒家希望将手中某个集中类别或某个艺术家的作品向市场出售，只需通过拍卖行，分几个拍卖季高价炒作几件作品，使得市场人士认为该艺术家作品值那个价位，再慢慢分批通过拍卖行向外界出售。而其间的成本，是左手倒右手的佣金，甚至是更低的成本——举牌后却违约拒绝成交。

　　长期跟踪、研究艺术品拍卖的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拍卖协会副秘书长郑鑫尧介绍：“现在的拍卖违约非常多，很多拖欠、拒付的现象，在各大拍卖行屡见不鲜。”

　　由于目前拍卖业监管有限，而竞争却日趋激烈，使得客户资源成了各大拍卖行争相竞逐的对象，客户的特殊需求往往掣肘着拍卖行，形成一些双方默认的行规。业内人士称国内三大买家集团与香港佳士得、苏富比交恶，就是因为在香港需要一个月内付清款项，而在内地拍场付款期则可以延至一年。

　　“内地艺术品拍卖没有金融机构的监管，没有工商税务的监管，现在拍卖已经成了可以规避法律各种具体限制的金融行为，‘阴阳价’、‘没有成交的成交价’、‘交税价格与公布价格二样’比比皆是。拍卖行有两大自由：不承担假画连带责任的自由\虚造拍卖价格的自由。”朱其说道。

　　艺术基金操盘手陈波也承认，艺术基金若通过拍卖市场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非常高。但拍卖市场却是艺术资产变现的最好方式。

　　艺术拍卖市场之乱象

　　事实上，除了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介入艺术品市场，艺术品本身的金融化尝试，也在今年各地文交所艺术品份额制的交易尝试中展开。

　　“现在的艺术品已经具有了准金融的功能，却未见证券法、银行法对此中的关注。这样的空白地带，使很多资本开始试水，不乏洗钱、坐庄的行为出现，如果说以前的拍卖市场只是炒家和藏家联手哄抬价格，现在金融资本的介入，则让价格形成完全成了金融行为。”朱其说。

　　“艺术拍卖市场乱象已经多年，但至今未见一起针对大拍卖行造假的处罚，这说明监管机构是失责的。如果犯罪成本很高的话，这种现象很容易被遏制。”郑鑫尧介绍，“艺术品作为金融类产品交易的投资成本相当高，根据我国现行拍卖法，卖方要按成交价的3%缴纳个人所得税，此外还要加上10%~15%不等的拍卖行佣金。如果有购买发票，则要按照买进卖出差价的20%缴纳个人增值税。”

　　若以《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4.255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来算一笔账，卖方原作品持有者刘益谦要根据他向媒体所说的买进时2000万的价格，缴纳买卖差额20%的增值税，这笔费用高达8000多万元人民币。

　　郑鑫尧对艺术品金融化的前景颇感悲观，“当前发达的市场体系可以对所有能在未来产生现金流的资产进行证券化，唯独没有艺术品证券化产品，说明艺术品本身缺乏操作空间。艺术品价值的不确定性和低成交特性，使其具有较高的投机性，艺术品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也使得用以衡量的金融工具失去效用。”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