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在苏州监狱被释放前合影。图右二为李公朴

　　李公朴是杰出的社会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善于联络、团结各方人士，扩大抗日民主力量。为了抗战救国，他和蒋介石打过多次交道。

　　早在大革命时期，李公朴曾对蒋介石寄予希望。他曾认为地方军阀与蒋介石混战，是“军人叛变反抗中央之举动”，是“军阀乱国”。当他在美国留学时得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国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时，十分兴奋地和留美的同学共勉：“将来共同为吾可爱之中华争荣耀！”因此，他回国之初，对蒋介石的“统一方能御侮”，“不是完全不信的”。真正使他认清蒋介石真面目的，是国民党后来的所作所为。

　　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杨杏佛；1934年11月，又刺杀了《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这使李公朴非常震惊和愤怒。他气愤地说：“蒋介石不配做孙中山的继承人！”当然，蒋介石也曾骂过李公朴，甚至恨得咬牙切齿。1977年，李公朴的同事、战友黄洛峰在对张曼筠《回忆李公朴》的草稿提意见时曾说过：较场口事件时，周恩来去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蒋介石说：“李公朴从来就是捣乱的。如果我在较场口，我也要打！”难怪国民党特务敢如此穷凶极恶殴打李公朴、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根源就在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了抗日救亡，李公朴成为“救国会”的领袖人物之一。“救国会”批评国民党的内外政策，要求改变一党专政，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号召，“弄出的动静”越来越大。这是国民党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上海市长吴铁城上演了一出请李公朴、沈钧儒和章乃器三人吃饭的“鸿门宴”闹剧。目的未达，蒋介石又亲自出马，邀请他们三人到南京面谈，并派戴笠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住在最豪华的中央饭店。这是李公朴第一次被蒋介石召见。事先，三人商定好了应付蒋介石的办法：对“救国会”的组织和宣言，决不妥协让步，但从策略上不同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在和蒋介石谈话过程中，三人表示很关切对日作战准备情况，请蒋作指示。蒋说：“日本人是要我们不战而屈，我现在有把握可以战而不屈。”李公朴说：“那太好了，可以立即反攻了，何以华北还要退让呢？”蒋却说：“共产党在捣乱后方。”蒋要求救国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三人当即表示，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就已经是领导了。蒋介石的目的未能达到，谈话无果而终。

　　李公朴和救国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必然得罪日本帝国主义，国民政府屈服于日寇压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七君子”几次给蒋介石写信或发电报，重申抗战立场，要求政府坚决抗战到底。“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下令将他们“交保释放”。7人出狱后，蒋介石立即邀请他们到南京“贡献一些关于救国运动的意见”。8月4日，蒋单独会见了沈钧儒。之后，陈立夫、邵力子、叶楚伧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同他们谈判，要他们解散救国会，可以到庐山修养，或给钱出国，或到政府做官，随便挑，但都遭到了7人谢绝。双方一连谈了三天，相持不下，最终不欢而散。

　　李公朴回到上海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他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进行战地考察，又来到南京，走访了国民党党政军界要人、社会名流以及救国会同仁，和他们商谈实施抗战教育等问题。11月9日，蒋介石在陵园官邸第二次召见了李公朴，向他询问了“七君子”中其他6人的近况后，李公朴向蒋谈了他赴山西和华北各地的考察情况，并提出“战区教育工作及招兵教育工作刻不容缓”等建议。蒋对此均表示应当急办，并嘱他和陈立夫接洽。

　　抗战期间李公朴两赴延安，抗战胜利以后，李公朴在重庆、昆明掀起的民主建国活动更加频繁，进一步遭到国民党的仇视。因此在国民政府的公函中有李公朴“演讲内容多系攻击政府，极尽狂妄之言词”之类的描述。随后，他们对李公朴软硬兼施，先是拉拢，继而威胁。1945年春的一天，国民党特务头子刘健群来到李公朴家里，对他说：“蒋委员长很关心你，希望你到重庆去，可以在教育界委以重任。”李公朴说：“我的事业在昆明，我在这里发展文化教育工作，离不开。”利诱不成，刘健群又威胁道：“请你去重庆是蒋委员长的意思，否则留在昆明很不安全。”这是一个暗含杀机的信号。（文/赵玉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