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和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金明德/供图）

      话说1930年底，李公朴从美国回到可爱的祖国南京。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是当时中国官僚社会的一个缩影。李公朴在南京住了一年多时间，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糜烂腐朽的官僚政治生活使他感到窒息，他立志“誓不为官”。为此，他准备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但在南京，有一个是他最留恋也是最愿意去的地方，那就是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李公朴说：“那里是他最能畅开呼吸的地方。”实事求是说，他完全是冲着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去的，在这里他俩无话不谈，亲如兄弟，自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2年春，李公朴回到上海开展社会教育，他和正在上海组织发起“科学下嫁”活动的好友陶行知畅谈了好几次，每次谈到教育，他俩总有说不完的话。他赞成陶行知先生教育救国的观点，他对陶行知先生说：“你着眼于学校教育，在学校里把学生教育培养好。我致力于社会教育，把社会青少年的教育抓起来。”陶行知很赞成李公朴创办“流通图书馆”，向青少年提供适合他们的各种书籍。最后在上海地下党，亲朋好友如黄炎培、邹韬奋，特别是《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李公朴成功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申报》妇女补习学校。从此，李公朴有了一块进步的、坚固的思想文化阵地。

　　李公朴在巡视各校时，一有机会就上台演讲，大讲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坚持进步的理论。高兴时还给同学们讲陶行知改名字的故事：陶行知原名叫陶知行，因在实践中认识到实践出真知，“行”比“知”更重要，故而改名。由此进一步向同学们指出：“看一个人的好与坏，革命与不革命，爱国与不爱国，不是听他的知﹙言﹚，而要看他的行。”李公朴讲得诙谐风趣，同学们听得为之动容。

　　1933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文化界进行残酷大围剿。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思想专制，由蔡元培领衔，李公朴和陶行知、黄炎培等学术界100余人，冲破禁令，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活动。当晚李公朴撰写了纪念大会的报道，刊登在《申报》显著版面上。据说蒋介石在南京看了这个报道，大大地“生了一回气”，把手中的杯子狠狠地砸在地上，责骂上海市公安局长“娘希匹，都是吃干饭的”。

　　1935年，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李公朴和陶行知双双被选为执行委员。1937年，李公朴和陶行知参加筹建“全国抗敌救亡总会”。1941年，李公朴和陶行知一起谈论对“皖南事变”的态度问题，陶行知写了这样一段话：“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惟其不惑，所以不忧，所以不惧。吾辈追求真理，认识真理，抱着真理为民族人类服务，有什么疑惑呢？”送给李公朴先生，李公朴用毛笔书写成条幅，两人互相勉励，以“三不”的态度追求真理，服务社会。1945年10月1日，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陶行知和李公朴又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民盟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职务……

　　在日后的社会教育活动中，李公朴和陶行知两人越走越近，越走越亲，感情也越来越深。最后发展到在重庆共同创办社会大学。陶行知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他俩共同确定“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技术教育”这一教育方针；共同商量“‘教、学、做、用’合一的行动教育”方法。重庆社会大学类似延安的“鲁艺”、“陕公”等学校，这样新型的、进步的大学，必然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处心积虑扼杀的对象。但是，李公朴终身从事民主教育的决心没有动摇。他和陶行知临别时相约，将来回到上海、北平，一定要继续办好社会大学，完成他们的夙愿。

　　社会大学同学会为了纪念这所大学，编印了《社会大学》一书，内容有陶行知、李公朴的讲话、文章和诗歌等。李公朴还在初离开重庆前为《社会大学》写了序言。但这本书出版后，第一批邮包寄到昆明时正是1946年7月12日，就是李公朴光荣牺牲的那一天。半个月后，陶行知在上海因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突患脑溢血，不幸逝世。这一本为了纪念社会大学的校刊，谁也料想不到竟成了哀悼李公朴、陶行知两位先生的纪念会刊。 (责任编辑：DY)